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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最贫困的家庭，想看看是否能有任何方式直接帮助他们。这个村分为三个地段，分别聚居着穆斯林教徒，印地教徒和佛教徒。走访佛教徒地段时，我会带着我的学生迪帕尔钱德拉巴鲁亚（Dipal　Chandra　Barua）一起去，他就是在这个地区土生土长的。还有我的同事　H。I。拉蒂菲教授常陪我一起去，他认识那里的大多数家庭，并天生有一种能使村民们感到自在的本事。

一天，拉蒂菲和我去乔布拉村做例行询问时，我们在一个低矮的茅屋前停了下来，泥墙已经坍塌，茅草屋顶千疮百孔。我们从一群正在觅食的小鸡与种着蔬菜的畦间穿过，向房子走去。一个女人蹲在门廊肮脏的地上，双膝紧紧夹着一个做了一半的竹凳。她全神贯注地埋头工作，手指飞快地动作着，编织那些执拗的竹条。

听到拉蒂菲的问候，她忙放下竹器，站起身，匆匆走进屋子。

“不要怕，”拉蒂菲冲她叫道，“我们不是陌生人。我们在大学里教书，咱们是邻居。我们只想问你几个问题。”

拉蒂菲礼貌的态度使她放下心来，她低声回答：“家里没人。”

她的意思是，家里没有男人。在孟加拉，妇女是不应该和非近亲的男人说话的。

孩子们赤裸着在院子里到处跑。邻居们从窗口窥视着我们，想知道我们在做什么。

在乔布拉村穆斯林教徒居住的地段，我们经常不得不隔着竹墙或竹帘和妇女说话。实际上，遮蔽习俗（　purdah）使已婚的穆斯林妇女始终处于与外界隔绝的状态。吉大港地区一直严格遵守着这一习俗。

我在吉大港土生土长，会说本地方言，总是努力通过聊天赢得穆斯林妇女的信任。向一位母亲夸赞她的孩子，往往能很自然地使母亲感到自在。于是我抱起身旁一个赤裸的孩子，但他哭了起来，向母亲身边冲过去。她任他爬到自己怀中。

“你有几个孩子？”拉蒂菲问她。

“三个。”

“这个孩子长得很好看。”我说。

这位母亲稍稍安下心来，抱着孩子向门口走来。她二十出头，瘦瘦的，黝黑的皮肤，黑眼睛。她穿一件红色的纱丽，目光里是一个每天从早到夜劳作的妇女的那种疲惫。

“你叫什么名字？”我问。

“苏菲亚贝格姆（Sufiya　Begum）。”

“你多大了？”我问。

“21　岁。”

我并没有拿出笔和小本子来记录，我怕那会吓着她。我只允许我的学生们在回访时做记录。

“这竹子是你自己的吗？”我接着问道。

“是的。”

“怎么得来的呢？”

“我买的。”

“这竹子花了你多少钱？”

“5　塔卡。”当时，这相当于　22　美分。

“你有　5　塔卡吗？”

“没有，我从派卡（　paikars）那儿借的。”

“那些中人？你和他们是怎么说定的？”

“我得每天把竹凳卖回给他们，算作还款。”

“你一个凳子卖多少钱？”

“5　塔卡　50　波沙（poysha）。”

“那么你就挣　50　波沙的利了？”

她点点头。那只有大约两美分。

“你能从放债人那儿借现金来买你的原材料吗？”

“能，但放债人会要很多。和他们打交道的人都变得更穷了。”

“放债人要收取多少利息？”

“看情况。有时他要每周　10％，但我有个邻居，要每天付　10％。”

“而那就等于是你用这些漂亮的竹凳挣的所有钱，50　波沙，对吧？”

“对。”

苏菲亚不想再浪费时间讲话了。我注视着她又开始工作，她棕褐色的小手编织着那些竹枝，它们成年累月地这样做着，这是她的生计。

她光脚蹲在硬泥地上。她的手指长了茧子，指甲里带着黑色的污泥。

她的孩子们如何能挣脱自她而始的贫困循环呢？苏菲亚的收入几乎不够她自己吃的，更不要说使她的家人有适当的居所和衣着，那么孩子们又怎么去上学呢？简直不可能去想象某一天她的小孩子有可能逃脱这种惨境。

苏菲亚贝格姆一天只挣两美分，这使我震惊。在大学里的课程中，我对于成百上千万美元的数额进行理论分析，但是在这儿，就在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