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匪伊垂之带有余（七）(第1/2 页)

几天后，苏轼兴冲冲拿着自己的《夏侯太初论》给老泉看：

昔先王用人，先举性行，然后言才。如此行之，则无能之吏，修名无益；有才之人，无名无损。汉章帝才选四科，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经明行修，能任博士。三曰明晓法律，足以决疑，能任御史。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照奸，勇足决断，才任三辅令。然官人不念尽心恤民，而梦想于声誉，何也？人能碎千金之壁，不能无失声于破釜；能博猛虎，不能无变色于蜂虿。才与性功能不一也。是故魏晋以来，浮华少年，引领玄学思潮先兆，影响正始之音序。性好老庄，动由礼节。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太初是也。亲格局度，赋一时之重望。天地以自然运，圣人以自然用。性可由公道而器能可以处大官。对于士人，国家用其才，乡里重品行，前者关乎一国之兴亡，后者关乎闾巷风气，明教伦常。考实性行，莫过于乡闾，校才选能，莫善于对策。性言其质，才明其用，明矣。

老泉读着儿子的作文，手捻着项下的胡须，仙鹤在他内心涌起，但它既不鸣叫，也不起飞。“人能碎千金之壁，不能无失声于破釜；能博猛虎，不能无变色于蜂虿。”他看见了一个孩子不应看见的一些东西，听到了孩子不该听到的一些东西，那是这个孩子的天赋，才气纵横不可抑制，像一匹按耐不住的骏马，已是骅骝长嘶，奋蹄激地，有随风飞驰，征服四野八荒之势。

苏洵钟意的这两句，本是说人无完者，才性不同。后子瞻做《黠鼠赋》中，又用此这二句。则别用一意，慨叹自己“锐于报国”，却“拙于谋身”，屡屡“使于一鼠”、“变色于蜂虿”：

“苏子夜坐，有鼠方啮。拊床而止之，既止复作。使童子烛之，有橐中空。嘐嘐聱聱，声在橐中。曰：“噫！此鼠之见闭而不得去者也。”发而视之，寂无所有，举烛而索，中有死鼠。童子惊曰：“是方啮也，而遽死也？向为何声，岂其鬼耶？”覆而出之，堕地乃走，虽有敏者，莫措其手。

苏子叹曰：“异哉，是鼠之黠也！闭于橐中，橐坚而不可穴也。故不啮而啮，以声致人；不死而死，以形求脱也。吾闻有生，莫智于人。扰龙伐蛟，登龟狩麟，役万物而君之，卒见使于一鼠，堕此虫之计中，惊脱兔于处女，乌在其为智也？”

坐而假寐，私念其故。若有告余者，曰：“汝为多学而识之，望道而未见也，不一于汝而二于物，故一鼠之啮而为之变也。人能碎千金之璧而不能无失声于破釜，能搏猛虎不能无变色于蜂虿，此不一之患也。言出于汝而忘之耶！”余俛而笑，仰而觉。使童子执笔，记余之作”。

苏轼《黠鼠赋》系年，由于未标明年月，历来难以考定，后南宋叶梦得《避暑录话》记载说：“……苏子瞻扬州题诗之谤，作《黠鼠赋》，皆不能无芥蒂于中而发于言，欲茹之不可，故惟知道者为能忘心。”说苏轼对诽谤心存芥蒂，耿耿于怀，不能忘心。亦可佐证此赋作于元佑年之后。

元丰八年（1085）三月五日，宋神宗去世。六年后的元佑六年（1091）二月，苏轼由杭州任上被召回京，重任翰林学士。侍御史贾易弹劾苏轼“轼顷在扬州题诗，以奉先帝遗照为'闻好语'。”御史中丞赵君锡继之言：“轼负恩怀逆，无礼先帝，愿亟正其罪。”

扬州题诗，是苏轼在元丰八年五月一日，去常州居住途经扬州时，写了三首诗《归宜兴，留题竹西寺》，并书于僧舍的墙壁上。其中第三首道：

此生亦觉都无事，今岁仍逢大有年。

山寺归来闻好语，野花啼鸟亦欣然。

贾易辈由此诬陷苏轼对神宗逝世“有心幸先帝上仙之意”，大逆不道，罪应即死。哲宗便“命苏轼具留题因依，实封奏闻。”让苏轼解释题诗的因由。苏轼在八月初八上《辨题诗扎子》为自己辩白：

“......臣于是岁三月六日在南京闻先帝遗诏，举哀挂服了当，迤逦往常州。是时新经大变，臣子之心孰不忧惧。至五月初间，因往扬州竹西寺，见百姓父老十数人，相与道旁语笑，期间一人以两手加额，云：“见说好个少年官家。”其言虽鄙俗不典，然臣实喜闻百姓讴歌吾君之子出于至诚。又，是时，臣初得请归耕常州，盖将老焉，而淮浙间所在丰熟，因作诗云：“此生亦觉都无事，今岁仍逢大有年。山寺归来闻好语，野花啼鸟亦欣然。”盖喜闻此语，故窃记之于诗，书之当涂僧舍壁上。臣若稍有不善之意，岂敢复书壁上以示人乎？……“

弹劾一事，虽经宣仁皇后弹压，苏轼仍不得不离开朝廷，于是年当月出知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