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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性进化的进程说起

当人类还在猿人的时候，一切的行为都和动物界的其他成员相类似，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例如食和性，既是动物的本能需要，也是人的本能需要。可是，人类与动物最大的不同在于经过几百万年的进化，人类已经形成了“自成一派”的、以高等动物自称的生存与追求方式。在性行为上，人类无疑已具有了不同于其他动物的能力。手脚分工和直立行走，是古猿进化为人决定性的一步。这一变化引出了人类性交方式异于猿类及其他动物的重大变化。这主要是由动物交配的“后入位”演变为面对面的性交，即“前入位”。这种变化对提高人的性交质量、进一步区别于其他动物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人类通过长期面对面抚摸与性交的实践，在人体正面大大地扩展了性敏感区，诸如口唇区、外阴部、乳房等，特别是发现了能唤起和达到性高潮的主要受刺激点。这些性敏感区对加强男女之间的性刺激、激发性兴奋、增强性交效果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也为人类享受高级的性生活提供了更多美好的憧憬。

动物的性关系始之于发情，猿人的性欲也莫过于此。而人类理性的生成，却标志着这种低级的单纯的发情期的消失。一般而言，动物的发情期发生于一年中的少数特定季节和时期，只有在这短暂的时期里才产生性欲，才能实现性交。而人类的发情已被镀上的“情”的色彩，因而人类有了无间候的性欲。人类可以根据自己的生理条件和生活需求来选定繁衍后代的时机；此外，也使得面对面地性交方式得以巩固下来，成为人类的一种基本的性交模式。再者，人类的性活动已经不仅限于生理需求，更重要的是由性心理所支配，这是任何一种动物所不能相比的。猿人到人进化的进程，说到底就是性心理的形成进程。人类性文化的滥觞以及社会形态的起源均得益于此。

中国性文化发展主流

尽管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但自秦汉至今的2000多年间，汉族历代均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故其在经济、文化、政治制度等方面的发展中起了主导作用。其中，深蕴汉族文化色彩的性文化，也是中国古代性文化发展的主流。

我国是以儒家学派统领整个文化大系的大陆国家，所以古代社会伦理道德和立法的基础是儒家所倡导的“三纲”、“五常”——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和“仁、义、礼、智、信”。这是汉代思想家董仲舒根据“天人相与”的神学观点、发挥春秋时期孔孟儒家学说总结而来，其后长期以来一直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一种道德观念。性文化正是这种观念主体上的一个分枝。

我国在古代就通行“一夫一妻”的婚姻制。但原始奴隶制的遗痕给我们祖先思想上的积淀太重，以至士绅阶层纳妾现象俯拾皆是，但在亲属观上仍是以父系为中心。父系家族的延续被认为是至关重要的头等大事。在这种基础上，子女理应对父亲尽忠孝之道，其中孝是忠的基础，忠是孝的最高体现。这种宗法制度的扩张升级，则表现为“子民”对最高统治者的道德规范。所以古代的夫权便成为禁锢人们思想，尤其是禁锢和压迫女性欲望的工具。可笑的是，这种观念后来还影响了西方一些国家。福柯在他的《性经验史》中曾这样论述：“在古代中国，存在着各种要求妇女服从、尊敬和献身于她的丈夫的规定，存在着各种针对旨在尽可能提高夫妻双方快感或是男人快感的性爱行为的劝告，存在着各种有关优生条件的看法，而且，这些规定、劝告和看法是密切相关的。”

我们的前人创造了灿烂的、具有极鲜明特色的汉民族文化，并在诸多领域都拥有影响深远的代表人物和作品，性文化也不例外。在各种作品的文献及史料的记载中都保存有不少性文化内容。

古代的婚姻制度

父系社会奠定了男权的主导地位后，女性便彻底地从属于男性。随着群婚杂交为一夫一妻制所替代，性禁锢与淫乱并存，男女之间的性关系便进入了以理性为幌子的虚伪时代。婚姻制度就是这个时代的产物。《吕氏春秋》云：“昔太古常无君矣，其民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无亲戚兄弟夫妇男女之别，无上下长幼之道”，这种婚姻状况与当时生产力十分低下，人们不得不群居杂处以共同进行生产和抵御自然界各种灾害的原始社会形态相关联。远古时期世界上其他国家与地区和中国的情况基本类似。婚姻的承诺之所以成为一种制度，说明男女性关系需要有一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