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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这位专制者问道。
铁布赛竭尽所能地回答他:“当然你们是在这里,但是甘地是我们的人,他懂得我们的语言,而且了解我们,你们呢,怎么说也是当官的呀。”
这位官老爷命令铁布赛把我带到他跟前,我由铁布赛和别的几个人陪同去见这位官老爷。没有椅子让我们坐,我们全都站在那里。
“你来这里干什么?”那位官老爷对着我问道。
“我是应我的同胞们的请求到这里来,给他们提些意见的,”我答道。
“可是你不知道你无权到这里来吗?你所得到的许可证是人家发错了。你不能算作一个落户的印度人,你一定得回去。你不能在这里等候张伯伦先生,亚洲人事务部特地成立起来,就是为了保护这里的印度人。好了,你走吧!”说完这话他便把我辞出来,不给我答辩的机会。
然而他却把我的同伴留下了。他把他们痛骂了一顿,劝他们把我打发走。
他们回来了,简直气坏了。现在我们面临着一种意想不到的局面。
第三章 忍受侮辱
这个侮辱使我感到难受,但是由于过去我已忍受过很多这类的侮辱,我已习惯于这种侮辱了。我因此决定忘却这一次的侮辱,尽可能对这件事情采取心平气和的态度。
我们接到了亚洲人事务部主任的一封信,说是由于我在杜尔班已经见过张伯伦先生,他们认为有必要把我的名字从向张伯伦请愿的代表团的名单中除掉。
这封信是我的同事们所不能忍受的,他们建议干脆取消组织代表团的意思。我向他们指出了侨团所处的尴尬局面。我说:“如果你们不去向张伯伦先生请愿,那么人家就会以为你们根本没有什么问题。反正请愿总得用书面提出,而且我们也已经准备好了。请愿书由我来念还是由别人来念,根本没有什么关系。张伯伦先生是不会和我们争论这件事情的。我看我们不得忍下这口气。”
我的话还没有讲完,铁布赛便嚷起来了:“难道你所受的侮辱不就是对侨团的侮辱吗?我们怎么能忘记你是我们大伙儿的代表。”
“你讲得太对了,”我说道:“就是侨团也得忍受这样的侮辱,此外还有什么办法呢?”
“不管怎样,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忍受这口气呢?我们不怕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我们还有多少权利可丧失,”铁布赛问道。
这倒是一个很有气魄的回答,可是有什么用呢?我是充分意识到侨团的权力限度的。我平息他们,劝他们找乔治·戈夫莱先生——一个印度律师来代替我的位置。
于是戈夫莱先生领着他们去请愿。张伯伦先生在他的答复中提到我没有参加请愿的事情。“与其反复听取同一个代表的话,换一个新人岂不是更好一些?”他说道,想极力缓和空气。
然而这一切不但没有了结这件事情,倒反给侨团和我们自己增加了工作。我们必得从头做起。
“就是你出的主意,侨团才出力帮助了战争,现在你看到结果了吧,”有人用这样的话来嘲笑我。可是这种嘲笑没有什么关系。我说道:“我不懊悔我的建议,我认为我们参加打仗是做得对的。我们这样做,只不过履行我们的责任。我们做一件事情,并不是为了要求什么报酬,不过我有一种坚定的信念:一切好事最后一定会开花结果。让我们忘掉过去,考虑考虑我们当前的任务吧。”这话大家都同意了。
我接着又说:“老实说,你们叫我来干的事情事实上已经做完了。不过我相信我还不应当离开德兰士瓦,郎使你们准许我回家,我还得尽可能多住一些时候。我不能再象从前那样在纳塔耳做事,而是必须搬到这里来工作。我不应当打算一年之内回印度,而是必须在德兰士瓦最高法院登记为律师。我有足够的信心可以对付这个部门,如果我们连这一点事也不做,那么侨民就会被赶出这个国家,此外还得遭受大肆掠夺。侨团每天都可能遭到新的侮辱。张伯伦先生拒绝见我以及那个官员对我加以欺侮这些事情,同整个侨团所受到的侮辱比较起来,是微不足道的。要我们去过象狗一样的生活,那是办不到的。”
我于是趁热打铁,和比勒托里亚以及约翰内斯堡的印度人讨论许多事情,最后决定在约翰内斯堡成立事务所。
我能不能在德兰士瓦的最高法院里登记为律师,实在没有什么把握。然而法律协会并未反对我的申请,而法院也接受它了。当时要在适中的地点为一个印度人找几间办公室是有困难的。但是我们和当地一个商人李琪先生有相当密切的往来,他通过一个熟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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