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东方的红太阳4(第1/2 页)

我们本来以为军队只会在这休息一到两天，结果都第四天了都没有任何行军转移的消息。我这会儿明白，从之前到现在就可以判断，这会就像风暴之前的宁静，这会越安静，一会的风暴就更猛烈。其实最激烈的战场永远不在沙场，而在没有硝烟的会议桌子上。果然我部收到师部的紧急会议的通知，要团一级干部全部参加，有重大事情要告知所有干部。

我带着团一级的干部来到了师部，发现大家都已经来到了师部，大家都向我点头示意，我也合手向大家表示尊敬和感谢。

这时候师长看大家都来全了于是开口说到，同志们，今天我要向你们详细传达，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内容，望你们都能铭记于心，并深刻领悟其中的精髓与意义。在遵义我党中央召开了会议。根据上级要求把详细的内容告知各位，

会议首先对第五次反“围剿”战争进行了全面且深入的审查。彼时，博古、李德掌握军事指挥大权，然而他们却在战略战术的运用上犯下了一连串致使红军深陷绝境的严重错误。在第五次反“围剿”期间，他们全然不顾红军的实际情况以及敌我力量的悬殊对比，盲目地摒弃了以往被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运动战、游击战等灵动多变且契合红军作战特点的战术。

相反，他们固执己见地推行阵地战、堡垒战等僵化的作战模式，让红军战士们在敌人凶猛的火力之下，被迫与装备精良、兵力众多的敌军进行正面的、硬碰硬的对抗。这种错误的指挥方式，使得红军在战场上逐渐丧失了主动权，陷入了被动挨打的艰难处境，大量的有生力量被无情地消耗，根据地也不断沦陷，最终导致第五次反“围剿”以失败告终，红军不得不踏上战略转移这一艰难的征程。

例如，在某些关键战役中，面对敌人的重重包围与坚固防线，博古、李德依旧强行命令红军战士们修筑堡垒，与敌人进行长时间的对峙。他们没有充分考虑到红军缺乏重型武器装备，在这种阵地对抗中难以取得优势。

而且，在兵力调配方面，他们分散了红军的兵力，无法形成强大的战斗合力，致使各个作战部队在敌人的分割攻击下，难以相互支援，只能独自承受巨大的压力。许多英勇的战士们，尽管拼尽全力，但在这种错误的指挥下，付出了惨痛的代价，鲜血染红了阵地，却未能换来战斗的胜利，红军的处境愈发艰难。

会议旗帜鲜明地指出，这种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完全背离了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与实际需求，是导致第五次反“围剿”遭受重创、走向失败的罪魁祸首。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会议高度肯定了教员等同志在过往军事指挥中所展现出的卓越智慧与正确主张，以及那些经过实战检验、行之有效的作战经验。

教员同志始终坚持从实际出发，深入研究敌我双方的态势，他提出的战略战术核心在于灵活机动地运用兵力。在面对强大的敌人时，绝不能盲目地硬拼，而是要巧妙地避敌锋芒，如同灵动的猎豹一般，耐心地寻找敌人的薄弱环节。一旦时机成熟，便果断地集中优势兵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给予敌人致命一击。

在运动中创造并把握战机，实现对敌人的有效歼灭。回顾往昔，在早期的多次战斗中，红军正是在教员同志这种正确军事思想的引领下，犹如蛟龙出海，通过出神入化的迂回、穿插战术，巧妙地突破了敌人一道道看似坚不可摧的封锁线与包围圈，成功地取得了一场又一场战斗的辉煌胜利，这些经典战例无不是正确军事思想的生动实践与有力证明。

更为关键的是，会议对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意义深远的改组。果断地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这一举措犹如拨云见日，为红军的未来发展扫除了严重的障碍。会议推选张闻天同志在中央负总责，张闻天同志具备深厚的理论素养与丰富的领导经验，他能够从全局的高度统筹各项事务，为党的决策制定与执行提供坚实的领导保障。同时，为了确保军事指挥的专业性、高效性与灵活性，成立了由教员、二号首长、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

教员同志对中国革命形势有着深刻的洞察与精准的判断，他的军事战略眼光能够为红军指引正确的作战方向；二号首长同志有着卓越的组织协调能力与丰富的军事指挥经验，他能够在军事行动的策划与执行过程中，妥善地调配各种资源，确保作战计划的顺利实施；

王稼祥同志则以其敏锐的政治洞察力与坚定的革命信念，在军事决策过程中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支持与政治保障。这三位同志相互协作、优势互补，组成了一个强有力的军事指挥核心，全权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