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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忠于党，从来没有违反过党的纪律。他总希望别人提出批评，留心听取意见。他的妹妹很像他，个子高大，是个大脚女人。她领导红军作战——还亲自背伤员。贺龙的妻子也是如此。”

贺龙对有钱人的仇视，在中国是到处流传的——这似乎主要要回溯到他的红色游击队刚刚开始组成的年代，当时湖南苏区还没有处在共产党的全面控制之下。在何键“农民大屠杀”时期许多农民有亲友遭到牺牲，或者反动派在何键统治下夺回权力后，本人遭到地主的殴打和压迫，都抱着深仇大恨来投奔贺龙。据说，如果贺龙还在二百里外的地方，地主士绅都要闻风逃跑，哪怕有南京军队重兵驻守的地方也是如此，因为他以行军神出鬼没著称。

有一次贺龙带到了一个名叫波斯哈德瑞士传教士，军事法庭因他从事所谓间谍活动——大概不过是把红军动向的情报传给国民党当局，许多传教士都是这样做的——“判处”他监禁十八个月。贺龙开始长征时，波斯哈德牧师的徒刑还没有满期，因此奉命跟着军队走，最后刑期满了以后才在途中释放，给旅费前往云南府。使得大多数人感到意外的是，波斯哈德牧师对贺龙并没有讲什么坏话。相反，据说他说过，“如果农民都知道共产党是怎样的，没有人会逃走。”①

当时正好中午要歇脚，我们决定到清凉宜人的溪水中洗个澡。我们下了水，躺在溪底一块长长的平石上，浅浅的凉水在我们身上潺潺流过。有几个农民过去，赶着一大群绵羊；头顶上蔚蓝色的天空晴朗无云。四周一片宁静、幽美，几百年来都是这样的，这种奇怪的晌午时分，只使人感到宁静、幽美和满足。

我忽然问李长林结过婚没有。“我结过婚了，”他慢慢地说。“我的妻子在南方被国民党杀死了。”

我开始有一点点懂得中国共产党人为什么这样长期地、这样毫不妥协地、这样不像中国人地进行战斗。我以后在路上还要从其他红军旅伴那里了解到更多这方面的情况。

①由约瑟夫·F·洛克转述给斯诺听的，他在波斯哈德到达云南府时曾与他谈过话。

四

红军旅伴

陕北是我在中国见到的最贫困的地区之一，即使包括云南西部在内也是如此。那里并不真正缺少土地，而是在许多地方严重缺少真正的土地——至少缺少真正的耕地。在陕西，一个农民有地可以多达一百亩①，可是仍一贫如洗。在这一带，至少要有几百亩地才称得上是一个地主，甚至按中国的标准来说，他也称不上富有，除非他的土地是在那些有限的肥沃的河谷里，可以种大米和其他有价值的作物。

陕西的农田可以说是倾斜的，有许多也可以说是滑溜溜的，因为经常发生山崩。农田大部分是地缝和小溪之间的条状小块。在许多地方，土地看来是够肥沃的，但是所种作物受到很陡的斜坡的严格限制，无论从数和质上来说都是这样。很少有真正的山脉，只有无穷无尽的断山孤丘，连绵不断，好像詹姆斯·乔伊斯②的长句，甚至更加乏味。然而其效果却常常像毕加索③一样触目，随着日光的转移，这些山丘的角度陡峭的阴影和颜色起着奇异的变化，到黄昏时分，紫色的山颠连成一片壮丽的海洋，深色的天鹅绒般的褶层从上而下，好像满族的百褶裙，一直到看去似乎深不及底的沟壑中。

第一天以后，我很少骑马，倒不是可怜那匹奄奄待毙的老马，而是因为大家都在走路。李长林是这一队战士中最年长的，其他都是十几岁的少年，比孩子大不了多少。有一个绰号叫“老狗”，我同他一起走时问他为什么参加红军。

他是个南方人，在福建苏区参加红军六千英里长征，一路走过来的。外国军事专家都拒绝相信长征是可能的事。但是这里却有这个老狗，年方十七，实际看上去像十四岁。他作了这次长征，并不把它当作一回事。他说，如果红军要再长征二万五千里，他就准备再走二万五千里。

同他一起的一个孩子外号叫老表，他也是从差不多那么远的地方江西走过来的。老表十六岁。他们喜欢红军吗？我问他们。他们真的感到有些奇怪地看看我。他们两人显然都从来没有想到过会有人不喜欢红军的。“红军教我读书写字，”老狗说。“现在我已经能够操纵无线电，用步枪瞄准。红军帮助穷人。”“就这么一些？”“红军对待我们很好，我们从来没挨过打，”老表说。“这里大家都一样。不像在白区里，穷人是地主和国民党的奴隶。这里大家打仗是为了帮助穷人，救中国。红军打地主和白匪，红军是抗日的。这样的军队为什么有人会不喜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