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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征税,那就是地主和高利贷者。我们对少数大商人也征收很少的一部分税,但对小商人不征税。以后我们可能对农民征小额的累进税,但在目前,群众的税全部都取消了。
“另外一个收 入来源是人民的自愿捐献。在战争还在进行的地方,革命爱国热情很高,人民认识到他们有可能丧失苏区,因此他们志愿大量捐献粮食、金钱、布匹给红军。我们也从国家贸易,从红军的土地,从自己的工业,从合作社,从银行贷款得到一些收入。但是当然,我们最大的收入是没收。”
“你说没收,”我打断他的话说,“指的是一般所说的抢劫吧?”
林祖涵笑了几声。“国民党叫抢劫。好吧,如果说对剥削群众的人征税是抢劫,国民党对群众征税也是抢劫。但是红军不做白军抢劫那样的事。没收只有在负责人士在财政人民委员部指导下进行。每一项都要上报政府,只用于对社会有普遍好处的事。私自抢劫要受到严惩的。你去问一问人民吧,红军战士有没有不付钱而拿走任何东西的。”
你这话不错,但这个问题的答案自然取决于你是向地主还是向农民提出这个问题。
“如果我们不用不断地打仗,”林祖涵继续说,“我们在这里很容易建设自给自足的经济。我们的预算订得很仔细,尽力节约。因为苏维埃人员每个人都既是爱国者又是革命家,我们不要工资,我们只靠一点点粮食生活,我们预算之小可能令你吃惊。这整个地区①,我们目前的开支每月只有三十二万元。不论从货币还是货物的价值计算都是这样。此数中有百分之四十到五十来自没收,百分之十五到二十自愿捐献,包括党在白区支持者中间募得的款项。其余的收入来自贸易、经济建设、红军的土地、银行给政府的贷款。”
共产党自称发明了一种能防止舞弊的预算方法、收支方法。我读了林祖涵所著《预算制订大纲》的一部分,该书详尽地介绍了这个方法和它的一切防范措施。它的有效性似乎主要依靠集体控制收支。从最高机构一直到村,各级会计在收支方面要受一个委员会的监督,因此,为个人利益篡改帐目是极为困难的。林委员对他的方法很得意,他说,采用这个方法,任何舞弊都是办不到的。这话可能确实不假。反正,在红区中真正的问题显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舞弊问题,而是如何勉力维持的问题。尽管林祖涵很乐观,访问后我记的日记是这样写的:
不论林祖涵的数字的确切含义如何,这完全是中国式的一个奇迹,因为我们记得,游击队在这一带进进退退已经打了五年,经济居然能够维持下来,没有发生饥荒,整个来说,农民似乎接受了苏区货币,相信它。事实上,这不是能仅仅用财政的角度来解释的,只有在社会和政治基础上才能理解。
尽管如此,十分清楚,哪怕是对一个象红军那样靠小本经营来维持的组织,情况也极为严重。在苏区经济中,不久一定会发生以下三种变化之一:(一)为了供应市场所需的制成品,实行某种形式的机器工业化;(二)同外界某个现代化经济基地建立良好关系,或者攻占比目前的经济基地水平高一些的某个经济基地(例如西安或兰州);或者(三)红区同现在白军控制下的这样一个基地实际合并。
但是共产党并不同意我的悲观看法。“出路是一定能够找到的。”几个月后果然找到了!这个“出路”以一种“实际合并”的形式出现。
附带说一句,林祖涵本人在经济方面似乎并没有很“得发”。他作为财政人民委员的“补贴”是五元钱一个月——红区的钱。
①当时约有奥地利那么大。
五
人生五十始!(上)
我叫他老徐,因为苏区人人都是这样叫他——教书先生老徐——因为,虽然在东方其他地方,六十一岁不过是政府最高级官员的平均年龄,可是在红色中国,同别人相比,他似乎是个白发老翁。然而他并不是老朽昏聩的标本。象他的六十老翁的同辈谢觉哉(你可以常常看到这一对白发土匪在携手同行,好象中学生一样)一样,他步履矫健,双目炯炯,他的一双健腿在长征途上曾经帮他渡过大河,爬过高山。
徐特立 谢觉哉
徐特立原来是一个极受敬重的教授,但是到了五十岁那一年,他突然放弃家庭,四个儿女,长沙一所师范校长的职位,投身到共产党中来。他于一八七六年生于长沙附近一个贫农家庭,与彭德怀诞生的地方相去不远。他是第四个儿子。他的父母省吃俭用,供他上了六年学,完了以后在清朝当个塾师,一直到二十九岁那一年上长沙师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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