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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大学最近在迁移学校的校址时，曾在这个村子里暂憩几天，结果使该村的玉米和干草储备大为减少。

“他们买东西不付钱吗？”傅锦魁问。

“付的，付的，他们付钱，问题不在这里。我们存底不多，你知道，只有这几担玉米、小米、干草。我们只够自己吃的，也许还有一些剩余，但是我们还要过冬呢。明年一月合作社肯卖粮食给我们吗？我们不知道。苏区的钱能买什么？连鸦片都不能买！”

这话是个衣服破烂的老头说的，他仍留着辫子，不高兴地低垂双眼，看着自己的皱鼻和两英尺长的竹子旱烟筒。他说话的时候，年轻的人都笑。傅锦魁承认他们不能买到鸦片，但是他们不论要什么其他东西都可以到合作社里去买。

“能买到吗？”我们的房东问。“我们可以买到这样的碗吗，嗳？”他拣起我从西安带来的一只廉价的红色赛珞璐碗（我想大概是日本货）。傅承认合作社没有红色的碗，但是说，他们有不少粮食、布匹、煤油、蜡烛、针、火柴、盐——他们还要什么？

“我听说每人只能买六尺布；有没有这回事？”一个农民问道。

傅不清楚。他认为布有的是。他于是求助于抗日的论点。“我们的生活同你们一样苦，”他说。“红军是在为你们，为农民工人打仗，保护你们抵抗日本和国民党。就算你们不是总能买到你要的那么多的布，买不到鸦片吧，但是你们也不用付税，这是不是事实？你们不欠地主的债，不会失掉房屋土地，是不是？那么大哥，你是不是喜欢白军，不喜欢我们？请你回答这个问题。白军收了你的庄稼付给你什么，嗳？”

一听到这话，一切抱怨似乎都烟消云散了，意见是一致的。“当然不，老傅，当然不！”我们的房东点头道。“如果让我们选择，我们当然要红军。我的一个儿子就在红军里，是我自己把他送去的。谁能说不是？”

我问他们为什么宁可要红军。

一

同红色农民谈话（下）

那个对合作社没有鸦片卖表示不满的老头儿在回答时说了一席热烈的话。

“白军来了怎么样？”他问道。“他们要多少多少粮食，从来不说一句付钱的话。如果我们不给，就把我们当共产党逮起来。如果我们给他们，就没有钱缴税。反正不论怎么样，我们都没有力量缴税。那么怎么办呢？他们就拿我们的牲口去卖。去年，红军不在这里，白军回来了，他们拿走了我的两头骡子，四头猪。骡子每头值三十元钱，猪长足了值二元钱，他们给了我什么？

“啊哟，啊哟！他们说我欠了八十元的税和地租，我的牲口折价四十元，他们还要我四十元。我到哪里去弄这笔钱？我没有别的东西给他们偷了。他们要我卖闺女，这是真的！我们有的人只好这样！没有牲口没有闺女的只好到保安去坐牢，许多人给冻死了……“

我问这个老头，他有多少地。

“地？”他哑着声说。“那就是我的地。”他指着一个种着玉米、小米、蔬菜的山顶。隔着一条小溪，就在我们院子的对岸。

“那块地值多少钱？”

“这里的地不值钱，除非是河谷地，”他说。“这样的一座山，我们花二十五元钱就能买到。值钱的是骡子、羊、猪、鸡、房子、农具。”

“那么，打比方来说，你的地值多少钱？”

他仍旧不愿说他的地值多少钱。“你花一百元就可以把我房子、牲口、农具都买去——再算进那座山。”他最后这么估计。

“那你得缴多少税和地租呢？”

“四十元一年！”

“那是在红军来这里以前？”

“是的，现在我们不缴税。但是谁知道明年又怎样？红军一走，白军就来。一年红军，一年白军。白军来了，他们叫我们红匪。红军来了，他们逮反革命分子。”

“但是有这不同，”一个青年农民插嘴说。“如果我们的街坊说我们没有帮助白军，红军就相信了。但是碰上白军，我们即使有一百个好人为我们担保，而没有一个地主，仍把我们当红匪。可不是这样？”

那个老头点点头。他说上次白军来时，把山那一头的村子里一家贫农统统杀了，为什么？因为白军问红军藏在哪里，那家子人不肯告诉他们。“从那以后，我们全都逃了，把牲口带走。我们后来同红军一起回来。”

“要是下次白军来了，你走吗？”

“啊哟！”一个头发很长，长得一口好牙的老头叫道。“这次我们当然走！他们会杀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