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部分(第2/4 页)
窑洞,介绍他的工人,把他们和他本人的一些情况告诉我。他三十六岁,未婚,在日本侵华前原来在著名的沈阳兵工厂当技术员。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以后,他去了上海,在那里参加了共产党,后来就设法来了西北,进入红区。这里大多数机工也都是“外地“人。其中有许多人曾在中国最大的日资汉阳铁厂工作,少数人曾在国民党的兵工厂工作过。我见到了两个上海机工师傅,和一个钳工能手,他们给我看了著名的英美商行如怡和洋行、慎昌洋行、上海电力公司的很出色的介绍信。另外一个工人曾在上海一家机器工厂当过工头。还有从天津、广州、北京来的机工,有些还同红军一起经过长征。
我了解到兵工厂的一百十四名机工和学徒中,只有二十人结了婚。他们的妻子同他们一起在吴起镇,有的当工人,有的当党的干部。兵工厂的工会会员是红区技术最熟练的工人,党员百分比很大,有百分之八十是党团员。
除了兵工厂,吴起镇还有几家被服厂、一家鞋厂、一家袜厂、一家制药厂、一家药房,有一个医生看门诊。他是个刚从山西医校毕业的青年,他的年轻漂亮的妻子在他身旁做护士。他们两人都是前一年冬天红军东征山西时参加红军的。附近还有一所医院,有三个军医,住的大多数是伤兵。还有一个电台,一所简陋的实验室,一个合作社和兵站。
除了兵工厂和军服厂以外,大多数工人是十八岁到二十五岁或三十岁的年轻妇女。有的已同上了前线的红军战士结了婚,几乎全部都是甘肃、陕西、山西人,都剪了短发。中国苏区的一个口号是“同工同酬”,对妇女据说没有工资上的歧视。在苏区的工人似乎比别人在经济上都得到优待。后者包括红军指挥员,他们没有正规薪饷,只有少额生活津贴,根据财政负担情况而有不同。
吴起镇是漂亮的刘群仙女士的总部所在地。她二十八岁,曾在无锡和上海纱厂做过工,雷娜·普罗姆的朋友,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生,现在是红色工会妇女部长。刘女士向我介绍了工作条件。工厂工人每月工资十到十五元,膳宿由国家供给。工人可得免费医疗,公伤可以得到补偿。女工怀孕生产期间有四个月假期,不扣工资,还为工人的子女设了一个简陋的托儿所,但是他们大多数人一到学会走路就变成野孩子了。做母亲的可以得到她们的一部分“社会保险”,那是由从工资额中扣除百分之十加上政府同额津贴所得的一笔基金。政府并捐助相当于工资总额的百分之二的款项供工人作文娱费用,这些基金都由工会和工人组织的工厂委员会共同管理。每星期工作六天,每天八小时。我访问的时候,那些工厂都一天开工二十四小时,分三班倒——也许是中国最忙的工厂!
第八篇
同红军在一起
三
“他们唱得太多了”(下)
这一切规定似乎都很进步,当然与共产主义理想来说也许还有很大距离。但是苏区为求生存还忙不过来,居然能实现这种情况,这一点是的确令人感到兴趣的。至于实现的情况是多么原始,那是另外一回事!他们有俱乐部、学校、宽敞的宿舍——这一切都是肯定的——但是这都是在窑洞里,下面是土地,没有沐浴设备,没有电影院,没有电灯。他们有伙食供应,但吃的是小米、蔬菜,偶尔有羊肉,没有任何美味。他们领到苏区货币发的工资和社会保险金,这一点也没有问题,但是能买的东西严格地限于必需品——而且也不多!
“无法忍受”!一个普通美国工人或英国工人会这样说。但是对这些人来说并不是如此。你得把他们的生活同中国其他地方的制度儿作一对比,才能了解为什么原因,例如,我记得上海的工厂里,小小的男女童工一天坐在那里或站在那里要干十二、三小时的活,下了班精疲力尽地就躺倒在他们的床——机器下面铺的脏被子——上睡着了。我也记得缫丝厂的小姑娘和棉纺厂的脸色苍白的年轻妇女——他们同上海大多数工厂的包身工一样——实际上卖身为奴,为期四、五年,给工厂做工,未经许可不得擅离门警森严、高墙厚壁的厂址。我还记得一九三五年在上海的街头和河浜里收殓的二万九千具尸体,这都是赤贫的穷人的尸体,他们无力喂养的孩子饿死的尸体和溺婴的尸体。
对吴起镇这些工人来说,不论他们的生活是多么原始简单,但至少这是一种健康的生活,有运动、新鲜的山间空气、自由、尊严、希望,这一切都有充分发展的余地。他们知道没有人在靠他们发财,我觉得他们是意识到他们是在为自己和为中国做工,而且他们说他们是革命者!因此,我了解为什么他们对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