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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序 言

隋朝作为我国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究竟在中国历史上发挥过怎样的作用；在中国历史上几乎是一个空白。由于其后继者唐朝的伟大，并将隋作为反面镜子任意贬低，经过几千年的传说和想像力的发挥，隋朝几乎成了恶的典型。

正如爱因期坦说过的那样：“你看到的世界是什么颜色，取决于你戴什么颜色的眼镜。”

于是，配戴上‘恶’的眼镜以后，我们看隋朝总是发现它不好的一面，并且在千年的传说和演义中发挥人们想像力，将它变得更恶。但历史总是一分为二。如果我们回过头客观地看那段历史，就不能不看到人性中的善与恶总是在同时起着作用。

隋朝以前的五胡十六国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惨烈最血腥的时期，战争无论从次数上还是规模上，朝代的更迭时间之快上都是前所未有的，民族所遭受的苦难也是空前的。

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黑暗时代，一个众神胡作非为的时代，一个是非善恶混乱的时代。任何一个有本事的人都可以当皇帝，从西晋以后的混乱开始，将军出身的刘渊、奴隶出身的石勒、书生出生的萧衍，流民出生的符坚、传令兵出身的高欢，管油库的陈霸先，都凭自已的本事当上了皇帝。而当上皇帝的人，为了保住自已的皇位，必须付出更多的辛苦，比别人做的更好，才能座稳他的帝位。就像一场跑步比赛，他怕别人追上他，所以他不停地跑，为了荣誉，为了当皇上的合法性，为了不让别的英雄有非份之想，为了他家江山永固，他一直在跑，没有目的地，没有休息的时候，只能一直跑。

登上权力顶峰的帝王总想做得最好，让别人对他顶礼膜拜，服服帖帖，没有一点反抗意识和非份之想。就连本书中最无德无能的宇文也会这样想。可最好的标准是什么？

一个人，究竟具有什么样优秀品质的人，才能登上权力的顶峰？才能带领这样一个苦难的多民族走

出以暴易暴的恶性循环中。它的标准又是什么？

没有人能回答。于是，民族间、个人间的你争我夺，相互残杀持续了近三百年之久。鲜血在刀光剑影中相互交溶，民族在流血中重铸。

当时的中国，是一个民族和文化交溶的时代，一个文化重铸的时代，一个民族品质重铸的时代，一个新国家重铸的时代。

新崛起的鲜卑族孔武有力、生命活力四射；冲击着中原地区原有的古老民族，进行着自秦汉时期以来的第二次民族大溶合。

西边的大佛，随着鲜卑人的马蹄，在云岗高山上，在洛水边的高崖上留下了其庄严神圣的印迹，折射出了这个少数民族雄健、阳刚而又活力四射的民族特征。而汉族及其儒学却从中原一直退过长江，退到了西南深山，留在江南的士族们也沉溺于佛教而不能自拔，放弃了自已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及中庸）的思想。

少数民族与中原民族的文化碰撞主要集中在佛教与儒学的对决中。

佛教给中国带来的是北方的净土极乐世界：佛主的无所不能、无所不知和极乐世界的美好，劝人向善，普渡众生。南方天台是：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关注自我，是“普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世间无一物，何处染尘埃？”的见性成佛。

对决的最终结果是佛教的向善、极乐完美世界与儒学中的中庸与和谐找到了交叉点；是儒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与大佛飞天舞的等级秩序中找到了相似；是修身与顿悟中完成的善果；是顿悟中看破红尘、唯我独真的内心和谐。

于是，杨坚（包括后来的李渊）成了这种混和文化的代表。杨坚的家世显赫完全是鲜卑族妻子带领，他自已并不是依靠文才武略登上皇位的，而是他的中庸，这种中庸几乎接近平庸，还有他的同情心（在佛教上表现为善）。

杨坚在其一生中，很好地把握好了‘中庸’的度，做到不偏激、不过分、不贪婪，保持住了那天人合一、君臣合一、父子合一、夫妻合一的平衡关系，使他很好地处理好成功与失败、进与退、得与失，躲过了宇文家族一次又一次设计的死亡陷井，得到了一个又一个人的帮助，最终被人推向权力的顶峰。

而杨坚的同情心（这种同情心是上层体贴下层，强者帮助弱者，富者接济穷者），使他赢得了所有各民族大众支持。在儒家所倡导的秩序社会中，同情心就像是润滑剂，如果多一些这种润滑剂，这个金字塔社会的运行也将越顺畅。一切都将更符合儒佛的和谐、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