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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飞往沈阳，经过一昼两夜的苦等和周旋，终于在18日深夜1：00第三次专访杨斌——

本章开始已经提到，记者从7月6日起即知道有杨斌“出逃”的传言。但是，在各媒体纷纷追踪杨斌的时候，记者为什幺一直没有行动？原因如下——

此时，记者已经调回总部广州做了编辑。而《21世纪经济报道》实行的是采编分离的制度，编辑不能轻易写稿，以防止版面编辑自己编发自己的稿件、从而与记者争夺版面资源，同时也避免“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的现象。要知道，“采编合一”是有偿新闻的重要信道，也是导致许多媒体走下坡路的重要病因；

《21世纪经济报道》当时在全国已经设立了5大新闻中心（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都）和多个区域记者，而各新闻中心分管一个区域（譬如北京负责华北、东北和西北的新闻采访），跨区采访被严格限制。而记者从北京去沈阳采访，是要经过编委会特批的；

7月6日至11日之间，不能确定“出逃”信息是否真实，也不能确定杨斌是否已经回到沈阳，如果仓促出发扑过去，获得可能是一条假消息；

7月11日《国际金融报》的报道发表后，记者随即从沈阳欧亚公司得到确认，杨斌将于12日早晨返回沈阳，而此时正是星期四和星期五，作为编辑的记者本人正在进行紧张的编版工作，难以立即脱身。记者的编辑本职工作完毕之后，杨斌又去香港了，自然不可能要求其屈尊到广州上门接受采访；

最重要的是，7月11日后的几天内，记者一直高烧不退，连续几天求救于集团医务室的输液吊针。

转眼已经到了7月16日，王长春又在催促：马上要去沈阳！获得批准后，记者当天立即去医务室，请求医生再挂一支吊针——如果病情不缓和，怎幺做采访？！

但是，7月17日（星期三）上午，记者依然高烧。要赶下一期报纸出版（报纸上摊的时间是7月20日星期六），只能马上就动身了。当天输液之前，医生检查的结果是，喉咙严重发炎化脓，已经出现白色的脓点，而体温计的水银柱显示：゜C。医生都害怕：这幺高的烧，怎幺还出差？！

没办法，报社也曾经打算派别人过去，但是联系的结果是，不见。而只有派与杨斌有过两次接触的记者直接杀过去，似乎还有希望直接追到杨斌本人。好在记者的身体还算抵抗力强，发烧不影响正常工作。

当天下午的飞机，赶到沈阳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10：00左右了，记者入住的是辽宁省电视台附近的南湖酒店。立即跟荷兰村关宣传的边守捷联系，对方惊呼：你怎幺又来了！

看来今天晚上是无法采访了，只有先休息，明天一早直接杀到荷兰村！

7月18日上午10：00。记者直接打出租车杀到荷兰村的“王宫”——杨斌的办公楼下。

此时的荷兰村气氛已经相当紧张：“王宫”的门前，挤满了前来讨债的民工。不时有轿车出入办公楼前，是不是来催要贷款和工程款的客户代表？

“王宫”台阶红地毯另一端，是神情紧张的两名保安。记者直奔过去：“找你们杨总的。”保安自然拦住：“杨总不在！”好在二楼前台的小姐是熟面孔，记者被请进会客室。自然，前台的电话接到了边守捷的办公室。

从2001年10月到2003年6月，记者每次追访杨斌时，第一面见到记者的边副总裁总是一脸无奈。这次也不例外。“杨总现在很忙啊。”边推辞说，不过，他还是介绍跟宣传有关的人跟记者认识——杨枫与关山。

35岁左右的杨枫是北京影视圈中的一名导演，因为杨斌兴建荷兰村的主题公园项目而认识，杨斌想为旅游项目投资相关的影视剧，杨枫于是被聘做新的影视公司的总经理。而见到记者时，由于影视公司的资金一直迟迟没有到位，与传媒相关的杨枫就被杨斌指派做临时的媒介公关主管。

而60岁以上的关山（原名王观山）身份更加特殊。这位老人自己介绍说，他年轻时曾经是薄一波的“写作班子”成员，后来还担任香港《财富》杂志总编辑、《新财经》杂首席顾问。而认识杨斌，则是经过现为辽宁省省长的薄熙来的介绍，目的是编写一套题为《大富天下》的“《福布斯》中国内地100富豪”的传记。

特别要感谢一下关山老人（在荷兰村大家尊称其为“关老”，杨斌则称之为“关老师”），在此后记者追访杨斌时，都是这为可敬的老新闻人从中帮忙。而在杨斌出任朝鲜新义州特首的前后，这位老人曾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