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8部分(第1/4 页)

都�さ南苍谩罚换褂行卤喽唐�∷导�赌吆�印罚ㄖＪ魃�啵�1982年，台湾远景出版社）、《群像》（“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1983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宁夏人民出版社于1984年出版短篇小说《浮蚁集》，198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她的旧作选集《逝去的岁月》。罗洪在三四十年代，她的创作生活是一段峥嵘的难忘岁月。解放初，她也努力跟上时代的步伐，积极深入生活，进行创作，但毕竟少多了。她曾对我说：“由于对工农群众的生活不够熟悉，生活底子薄，致使这时期的作品远不及过去那样灵活、自然，人物形象也不突出。除了'生活'这个主要问题外，也深受当时文艺理论所提出的许多条条框框的限制和束缚。”文学刊物编辑部，好像文艺界的神经中枢，在那里工作的编辑，嗅觉也变得特别灵敏，姚文元手里那根根子打人的故事，她知道很得多。这些使罗洪和许多作家都感到一种威胁，使得那支进行创作的笔，彷徨、停顿下来

罗洪专写社会小说，这在过去的女作家中颇不多见，创作上，其成绩是可观的。但这位从三十年代起就活跃在文坛上的女作家，却曾长期受到冷落。

罗洪在创作上的主要成就是小说。她的小说，有壮烈的可歌可泣的抗战故事，有对丑恶势力的鞭挞，有对光明的追求，也有对解放后新人新事的歌颂。赵景深说：“罗洪的小说，似乎由拘谨到洒脱，由工笔到写意，由堆砌到白描。”一般说来，一个作家的成长总要经过幼稚时期，罗洪也不例外。曾经为她出书当过编辑的赵家壁说，罗洪与三十年代的那些女作家很有不同，“她不写自己，不写儿童妇女，不写家庭琐事，更不写工人、农民和士兵；她用这样的大手笔，以艺术形象，集中而生动地描绘了一幅三十年代初期，发生在上海附近一个古老城市的旧中国错综复杂的生活画卷。”（《写我故乡的一部长篇创作——罗洪旧作《春王正月》）他说的是罗洪的《春王正月》，但又可以说是对她作品的整体评论。台湾郑树森在《读罗洪小说札记》中说：“……她的短篇，虽然也有好些平庸之作，但总的来说，还是有点成绩的，和三十年代一些作品相比，罗洪比较成功的短篇，在经验剪裁上是要算干净的，作者并不罗嗦，也相当有控制。在题材和人物上，罗洪算得上是广阔和多样的。文字方面，罗洪不时都能避开滥情和'新文艺院'的毛病，相当朴素简洁。……此外，和新文学时期不少女作家相比，罗洪的作品是能够突破所谓'闺秀派''委婉纤柔'的作风，题材也不限于家庭生活、个人情绪等'茶杯里风波'。这应该是她比较特出的地方。”这些论点，笔者亦有同感。

罗洪善写小说，尤其善写对话。她自己说她最感到困难的就是人物对话，很难写得精彩：“在什么时候应该插入对话，对话的分量，以及怎样使对话有力，都是很需要斟酌的事。”（《创作回顾》，1940年6月《宇宙风》百期纪念号）她的小说写得心平气和，少有轰轰烈烈气壮山河的氛围，但也不乏其感人的力量。罗洪的小说具有自己的艺术风格，多工笔、善白描，文笔流利、洒脱，一直延续到现在。但她的创作风格，是在民族的灾难中形成的。她的那些描摹世态人情的小说，如《践踏的喜悦》、《王伯炎与李四爷》及《友谊》等，都是成功之作，对人物的灵魂挖掘得既深又细。在写作中，罗洪十分注意文艺的特点，她说：“文艺不是正面的宣传和抨击，所以我要写得轻松一点，因为世界上有很多是含着泪的微笑。但文艺有它本身的作用和价值，轻松决不会削弱它的力量。”（《鬼影·序》）其实，解放前罗洪的那些作品，似乎没有多少“轻松”的地方，读者从中看到的是动荡的社会、垂危的祖国，其忧虑之情，不得不同作者一起，含着泪水，凝视社会、人生和前途

“文化大革命”中，罗洪被迫退休。粉碎“四人帮”后，她也没有马上把早已束之高阁的笔取下来，心情是犹豫的。1977年到北京，看到那么多的文艺杂志如春天的百花竞相开放，她那颗“死”了的心，又跳动了。回去后，她检阅了自己的不少旧作，也陆续写了一些散文，又到她过去生活过的基地——上海青浦县农村去了。1980年6月30日她给我来信说：“这次到香花公社来，使我有一种无法名状的喜悦和激动。过去，我到农村生活过几次，只有土改感到农村起了变化，合作比中，总觉得变化不大，可爱的人物不多，所以没有写出什么东西。这次，农村真是起了或正在起着深刻的变化，我必须写出点像样的东西。今后，也一定会经常到这里来。”

八十年代以来，罗洪那支似乎已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