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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文娱晚会内容丰富，盛况空前；我和陈树煜合说的相声还得到报社俱乐部授予的一等奖，锦旗上大书“文娱先锋”，这面锦旗一直保存到l965年。

如果不是看一时一事，而是看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我从事新闻工作的六年正处于人生花季，也是思想蓬勃向上时期，精力充沛，朝气蓬勃，怎么能说我政治上不开展呢？诚然，我不爱反映情况，更从不打小报告，我觉得在背后反映别人的隐私和弱点不正派，不道德。不屑于以此来挣表现。不是我不追求真理，而是有人硬把我划为异类，不得不离开报社。“哀莫大于心死”，在报社，我的心已经死了，万念俱灰，夫复何言？

参加革命那年，我才十六岁，婚恋尚未列入日程。在部队和根据地，婚恋也是要论资排辈的，人事科长史彰公开讲过“二八五团”的标准，即二十八岁，五年党龄，团级干部，我们刚参加工作的新毛桃，相差十万八千里，岂敢越轨妄为？何况周围的女性都是我的大姐，因此很难找到合适的对象。在新训班，我一度倾慕老区来的一口山东口音的赵华，她是候补党员，秧歌扭得好，以后听说她在追求另一位老区来的里若，我自知条件差，不敢有所表露。（后来赵华被里若抛弃，一度神经错乱，以后回山东结了婚。几十年后相见，我妻热情招待了她，后来她从山东寄来一包大红枣）。征粮时，一位河南参军的老大姐贾文若与我多次在傍晚的公路上散步，谈她参加革命后的经历，她的热情和坦率使我心动。宛若一位中学生暗恋自己的女教师。

1953年春，报社一次批准十对青年男女结婚，我那年刚满二十，在江津采访时，有三位女性对我表示了好感。陆桢毓年龄比我大，又是副科长，*党员，我不敢接受她的追求；谢红梅也是党员，彼此有些交往；还有一位何顿川暗恋着我，当时我并不知晓，这些大概只是爱情的萌芽。

令人欣慰的是我终于离开报社，可以在一个新的地方开创一片新的天地。但头上似乎隐隐悬着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令人提心吊胆，谁知在我的档案袋里装了些什么材料，对我的历史作了什么样的结论？

四川大学像一个温暖的新家，中文系一年级先到校的新同学与我这个当过多年党报记者的调干生热情握手，投以亲切的眼光和真诚的微笑。校党委办公室李安澜主任见到我就说：“你在党报是搞思想工作的干部，如今在这里就学，对教学中存在的问题，请多提些意见，给党委以帮助。”使我听后不知该怎样回答才好。党委宣传部聘请我任广播室副室长，团委黄桂芳、谭万贞似乎把我当作理所当然的“左”派，几次送给我内部发的座票，让我听一些报告并参加欢迎日本青年代表团等活动，还说我编写的稿子能把握分寸，格调健康，语言生动。我在广播室工作一年间，是广播室最有朝气的时期。

党的八大使全国人民热血沸腾。七大自1945年闭幕以来，已经11年，*不仅取得了新*主义革命的胜利，还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一化三改造胜利完成，剥削阶级已经消灭。毛泽东的开幕词热情洋溢，告诫全党“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刘少奇代表中央所作的报告指出，全国面临的矛盾是对物质、文化生活进一步发展的要求和社会生产力落后的矛盾，我们即将向科学文化进军，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发展社会主义*。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和西方许多兄弟党都派了高级代表团列席盛会。真是一场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进军。年级党小组长秦育聪指定我对八大的意义作一次中心发言。秦和我很友好，我们常在一起朗诵郭小川长诗《致青年公民》、邵燕祥长诗《我们爱我们的土地》，合唱《我们的马儿过草原》。新中国大学生是何等幸福啊！

10月，报社通知我到总支办公室一叙。何宗君笑逐颜开，通知我的工资由行政l9级提为18级，到会计科领取补发的两个月工资，并退还了肃反时没收的日记本和笔记本。寒假时。副秘书长张枫苑从中央党校学习回家度假，约我一叙，他关心地询问：“你为何要离开报社？”我不便作答，他接着说：“也许是一时处境有些困难吧？我看这样，以后寒暑假期间，你可作川报特记者，我们开介绍信，你可以到工厂农村体验生活。5年后毕了业，仍回报社编副刊，你可不要忘记报社啊！”我和赵明贤谈起此事，他说：“难得，很难得，报社对你不薄。”我甚至设想如果李力众、张枫苑两位老领导不去北京学习，我也许在肃反中不致遭到如此沉重的打击。

1956年10月爆发的匈牙利事件，在社会上与大学生中有种种猜测。我仔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