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部分(第1/4 页)

对利用内参上刊登的批评报道稿子弄钱，用刘继业自己的话说，叫“炒回锅肉”，用郑长征的话说，叫做“沿着新华社记者的足迹”。搞媒体的人都知道新华社在媒体中的地位，尤其内参，因为是给领导看的，所以下面一些官员很是惧怕，对新华社记者的惧怕程度甚至超过了党报党刊。那次刘继业在内参上看到桃源镇违规占用农民耕地盖办公大楼的事后，第二天就和郑长征去了。因为内参上写得很清楚，刘继业和郑长征没费吹灰之力就采访到了告状的农民，然后来到镇政府。当时一个富有戏剧性的情节是，镇里听说来了两个采访占地的记者，镇委书记马上吩咐镇里在家的领导，一人带几个人，全力寻找这两个记者，一定要把他们留住，因为内参批露这件事后，镇委书记挨了领导好顿批，差点没受处分，因此十分害怕。正当各位领导在百姓家中，田间地头，公路车站展开地毯式的搜寻时，镇委办公室打来电话，说他们要找的记者正在办公室，自己找上门来了。镇委书记马上赶回镇里见刘继业和郑长征，三人谈得十分投机，饭是在县城吃的，镇委书记还特意请了一位县委副书记陪同。席间，镇委书记说，上次新华社记者来的时候，他们也知道，但是没有找到那个记者，那个记者也没有到镇里采访，只是采访完农民就回省城了。刘继业大言不惭地说，我们虽然是央级媒体，但是比不上人家新华社的内参，因为内参是给领导看的，而且内容不作为法律依据，就是记者写错了，你也不能告人家，我们就不行了，内容如果不属实，登出来可能会吃官司的，所以我们到镇里来，一是看农民反映的情况是否属实，再者也给你们一个说话的机会。自然，刘继业和郑长征没报道这件事，只是收了数目不菲的“封口费”，尤其是刘继业，事后还通过关系，在省报上给这个镇发了一个正面稿子，镇委书记感激万分，给他拿了不少钱，以后刘继业再到这个镇来，书记也必盛情款待，处得像哥们一样。

想到这，刘继业不再心疼，抬头看了一眼冯凯说：“没问题！什么时候去，提前两天给我打电话，我找个局安排一下。”冯凯一阵千恩万谢后，故作神秘地说：“刘哥，不知道你们以前弄没弄过学校，我听说现在的中小学没有不超标收费的，一抓一个准儿！”说完，俯身点开网页，找到一篇文章让刘继业看。

有偿不新闻？

“看到我们的稿子，他半天才挤出一句话，'我还年轻！’”

湖北黄冈市的黄梅县并不富裕，县里的大河镇中学更显得寒酸：没有气派的校门，嘟嘟轰鸣的“麻木”（出租摩托车）可以直接开到教学楼下。用了近20年的教师宿舍楼墙皮一块块地卷起，碰一下就成了粉末。狭窄的楼道上摆满了杂物，晾晒的衣物像万国旗随风飘扬。

大河中学校长胡仁南的办公室就挤在宿舍楼二楼。2003年3月一天的上午，《鄂东晚报》三名记者从麻城市“转战”来到了这里。

“当时正有几个人在办公室打麻将，”《鄂东晚报》记者陶志东说，“我们随便问了一下学校收费的情况，胡校长给我们看了收费的条子。”

几名记者注意到，条子是学校的内部收据。临走的时候，他们还和胡校长开了个玩笑，“你这儿天高皇帝远，日子过得不错呀。”

记者们显然是有备而来。面见校长之前，他们随机找了几名学生询问学校收费的情况，下午，一篇名为《白条收糊涂账上班摸二五八黄梅大河中学胡校长的幸福生活》隆重推出，但记者并没有急着向报社发稿，而是主动请胡校长前来“看稿”。

“他以为是表扬稿，一开始还说要请我们吃饭。”陶志东说，看到我们的稿子，他先是发呆，后是发抖，半天才挤出一句话，“我还年轻！”

“我们报社现在很困难，相互支持一下吧。”记者们开了个价：1．8万元，做三个整版的宣传。我们拿着报社的正规发票，随时可以开。

万元可不是个小数目。学校四处托关系，最后找到《鄂东晚报》一位老总。老总回复：“写稿子是记者的权利。我还向你透个底，这个人写稿很厉害的。”

找关系，请客说情，一番讨价还价，大河中学最后咬牙出了1．2万元。

“我们管这种采访叫‘搞项目’或者‘办案’。”陶志东说，“刚开始时大家心里还没底，后来多了就知道怎么办了，有了好项目还相互瞒着。”

《鄂东晚报》记者“搞项目”、“办案”始于一次严厉的治理教育乱收费行动。

2003年2月，针对社会反响强烈的中小学乱收费问题，*开始了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