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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八批公呈，签名者人；这样转奏到5月8日才结束，上书总量31件，签名者1555人，其中梁启超领衔广东举人80人上书，只是诸多上书中的一件。因此，作者认为，所谓康有为发起的“公车上书”作为历史事件其实并不存在，顶多只能称作“公车###”或“公车拟上书”而已。所以说公车上书的事情是有的，在当时造成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并形成了对维新变法有利的社会风气应该也是有的，但是康有为在当时还不是什么重要人物，只是一个还没考中进士的读书人而已；他的上书，也只不过是众多上书中的一件而已，并没有什么突出的。至于到都察院游行示威，纯属无稽之谈。康有为一贯把自己想象成新式中国里的圣人或教主，所以才在书中把自己说成是当时的一个重要人物。这种妄自尊大是一种典型的书生式的雄心壮志，无比美好，但是虚无缥缈。而且在这里应该提醒读者，在之后的整个变法过程中，康有为就是用这样的书生意气来作为自己的前进动力和指导思想，完全不顾及现实效果和影响，这也注定了他和他的同仁们的悲剧结局。公车上书对于康有为，对于整个国家，都只是一个开始，但却为整个事件定下了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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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的思想

知识分子头脑中总是充满着美好的幻想，这些幻想可作为现实生活中奋斗的动力，但是绝对不能当真把它们照搬到现实生活中来。而头脑中充斥着这样一些幻想的人，可以成为伟大的思想家，但是在现实中却很难获得成功。

可惜的是，作为一个思想家的康有为，偏偏打算在现实中干一番事业。

康有为在1898年正式变法之前，主要的工作就是研究和宣传他的变法思想。作为一个书生和学者，他最值得人们关注的，也应该是他的变法思想。

康有为的整个思想体系，集中体现在他所著的三本书里，即《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和《大同书》。其中《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应该说是为了适应维新变法的需要而写的，目的是破除人们对中国封建社会传统思想的迷信，进行思想解放，以便为日后的变法维新做好准备。所以说这两本书更多的是具备政治上的意义，是变法维新的武器，而非真正的学术研究。《新学伪经考》里说，中国东汉以来的经学，多出刘歆伪造。刘歆为了给西汉末年的新莽王朝提供统治的合法依据，就篡改了孔子的学说，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思想领域的李代桃僵，把自己给新莽王朝辩护的学说说成是孔子的思想。

从此孔子的真正思想就此埋没，中国社会几千年流传的儒家经学，都是经过那时候改造的，是新莽王朝之学，也就是所谓“新学”。所以他康有为现在要“雪先圣之沉冤，出诸儒于云雾”，给孔子正名，发扬光大孔子的真正思想，证明新学都是“伪经”。那么孔子的真正思想是什么呢？那就是《孔子改制考》里的内容了，康有为说孔子提倡周礼，正是要改革当时政治现实中的种种弊端，所以孔子是推行改革的先祖。而孔子推行的那些政治原则和信仰，正是民主政体、人民权利这样一些近代西方政治原则中核心的东西。这可真是牵强附会，让人哭笑不得了。

康有为好歹也是个读书人，怎么能写出这样毫无根据的东西呢？他的目的，当然是要为他的变法维新找个正当的理由。毕竟在当时的中国，虽然历次对外战争的失败、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对社会思想的冲击很大，但是人们的思想禁锢还是十分严重，封建道德和社会体系被认为是天经地义，要说到变法维新，人们还是谈虎色变。在这种形势下，要提倡变法，完全就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如果不为自己找到一棵大树来遮风挡雨，根本无法抵御来自社会各个方面的压力。为了找到这棵大树，康有为就写了这样两本书，一本用来攻击顽固不化的守旧派，说他们信奉的经典都是“伪经”；一本用来为自己寻找理论依据，说至圣先师孔子正是变法的始祖。由此可以看出两点：一是在中国要进行变革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在中国搬动一张桌子都要流血。康有为为了尽量为自己的变法寻找到一个盾牌，竟然使出了这么异想天开的招数。二是康有为真是书生气十足，迂腐之至，找个靠山也要到历史里面去找，拿出孔子来吓唬人。怪不得后来他一门心思抱光绪的大腿，就是不肯考虑考虑太后老佛爷。

康有为还有一本书叫做《大同书》，这本书应该说是他自己毕生功力之所聚，不是敷衍之作了。一个学者的思想，应该具备超越现实，穿透未来的特性，不能把眼光仅仅放在现实的###和社会改革上，而这本书尽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