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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陶晶孙的主持下，《大众文艺》办得一天比一天红火，成为30年代中国最著名、最具影响力的左翼与新兴文化堡垒。虽然陶晶孙在“左联”不是登高一呼的前台人物，但他默默地在后台做成了这件大事。

陶晶孙的另一突出贡献，是在“左联”作家中倡导进步、宽容、多元的创作与出版方针。他自己的一些并不无产阶级化，也不包含政治目的，只是宣扬个性解放、人性多彩的作品，不仅情感元素复杂、创作题材边缘化，而且中日文法杂糅，却总是毫无顾忌地发表在各种刊物上，以期引起讨论。

而陶晶孙从日语转译的西欧名著——奥地利作家施尼茨勒的新潮心理小说《盲目兄弟的爱》，以及他翻译的日本作家根据雷马克反战小说《西线无战事》改编的同名话剧剧本，都为渴求新风的中国创作界带来震撼。

在上海施高塔路办刊与写作的日子，是陶晶孙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他曾对胞妹等家人说，他正以双手捧出赤子之心，热烈而努力地报效着亲爱的祖国。

四。与关露同为潘汉年的秘密情报员

卢沟桥一声炮响，改变了陶晶孙的人生轨迹。

日军战火逼近上海时，弥丽带着三个幼子，出于对安全的考虑，被迫渡海回日本避难。陶晶孙则独自一人留在上海，含着热泪咀嚼日本侵华的浓重苦味。

最让陶晶孙身受刺激的是，当他移居法租界枫林桥他兼职的自然科学研究所后，再返回日军控制的施高塔路旧居取东西，居然必须使用“佐藤操女士的中国男仆”这一极具侮辱性的身份。由羞辱化成的怒火，在陶晶孙心中激烈地升腾。日军在上海犯下的种种血腥暴行，也使他不堪忍受。

昔日“创造社的小伙计”、左翼作家潘汉年，此时正担任中共设于华中敌占区的情报网负责人。潘汉年一向偏好使用理想主义色彩浓郁的文化人，作为不惜以生命为代价、冒险卧底于虎穴深处的情报干部。

神通广大的潘汉年，一天突然穿越日寇枪炮与铁蹄筑成的防线，出现在日军控制的花木掩映的枫林桥自然科学研究所这一重要科研机构，让陶晶孙真有说不出的惊讶。潘汉年则以他出名的利落作风，要求老友立即加入他正领导的隐蔽战线，为抗战从事特种工作。虽然书生气十足的陶晶孙觉得这并不是一项令人愉快的工作，却在国难当头之际，毅然接受了潘汉年交付的重任。

于是，陶晶孙与著名女作家关露一样，成为抗战期间中共情报组织隐蔽于上海的重要干部，以“亲日文人”的“落水”姿态出现于各处，特别是日占区内。

陶晶孙以自己的“日人家属”、“留日学生”特殊身份，在日本军政人员设于上海、南京的社交场所频繁周旋，并多次往返于中日两国之间，巧妙收集各种反战情报。当弥丽携子返回上海以后，他们家便经常出现日本要人刚从前门离去，延安干部已从后门踏入的惊险场面。弥丽虽然对丈夫的任何事情都不过问，却出于良知，尽力掩护丈夫颇具危险性的“双重交往”。

毋庸讳言，陶晶孙为了完成肩负的特殊使命，不得不给自己涂上一些“汉奸文人”的色彩。

那些年里，陶晶孙不仅违心地在上海发表过拥护“大东亚共荣圈”的讲话，还违心地去伪都南京，出席过“大东亚文学代表大会”，更违心地接受周作人之邀，就任汪伪“中日文化协会事务局长”——虽然陶晶孙在这个局长职务上只滞留了二十五天，并婉拒了汪伪中央大学医学院长的进一步任命，却足以使他“堕落成不亚于周作人的文化大汉奸”的说法，沸沸扬扬传遍了国门内外……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奇人与奇书（4）

陶晶孙无法为自己的“汉奸”言行做任何辩白，只得在一些文章中含蓄地诉苦：有那么一个很高傲的人，现在被“许多蝇群把他扛到南京去……自负说饿死亦不吃腐肉之他，现在自情愿给群蝇扛去了”。他“走出大门，门房起立敬礼，不自由极了，走入大门，执枪者又敬礼，敬礼有各各程度，又苦极了”。可是，陶晶孙“苦极了”也罢，“不自由极了”也罢，还得天天像苍蝇一样继续“吃腐肉”。反战义士的神圣职责，不允许他有任何退却与动摇。

他能用于安慰自己的，大约只有写于这一时期的这段文字：“花……任人弃在垃圾之中，任人践踏。他自己有自己的苦恼，他自己有他自己的狂欢，自己有自己的憧憬，也有自己的光耀。……美的是你自己，美是你心中。”

潘汉年有句名言：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