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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胖子气得生了病,可这位李时勉虽然挨了顿打,但还是活了下来,到了朱瞻基继位,竟然又把这位骂过自己父亲的人放了出来,还表扬了他。
坦言之,李时勉所说的这些东西确实是需要改正的,但作为一个封建社会的皇帝,这些行为实在不足以被扣上这么大的帽子。事实上,在这些所谓的直言进谏的背后,有着复杂的历史政治背景。
李时勉的行为并不是孤立的,他代表着一群人,这群人就是文官集团。
文官集团特点如下:
饱读诗书,特别是理学,整日研习所谓圣贤之道。
坚持宽于律己,严于待人的原则,以圣人的标准来要求别人。(一部分)
擅长骂人,掐架,帮派斗争。
座右铭:打死不要紧,青史留名在。
要说明的是,这不过是文官集团的一般特征,也不是否定文官集团的积极意义,实际上,也有很大一部分的优秀文官是严于律己的。
明宣宗辛辛苦苦干活,也不好色,没有什么其他娱乐,按说不应该有什么值得指责的,可善于研究问题的文官们还是找到了漏洞。
这位明宣宗没有什么特别喜欢的活动,却有一个小爱好——闲暇之余斗蛐蛐。虽然这不算是健康的文体活动,倒也不是什么不良嗜好。皇帝也有自己消闲方式,你总不能让他每天做一套广播体操当娱乐吧。
但就连这点小小的爱好,也被文官们批判了很多次,后来不知是谁缺德,竟然给这位为工作和江山累得半死不活的好皇帝取了个外号“蛐蛐皇帝”。
确实过分了。
这些人的行为可以用矫枉过正来形容,无论谁当皇帝,恐怕都受不了,你想打他,那还是成全了他,当年因正义直言被打,可是一件光荣的事。
如那位李时勉就是一个例子,被打之后不但毫无悔意,还洋洋自得,深以被打为荣。
而在明宣宗时代,文官集团的势力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内阁权力也越来越大,出现了所谓“票拟”。
票拟,也称条旨,指的是大臣草拟对各种奏章的处理意见,并将这些意见附于奏章之上,送给皇帝御览。
票拟的出现是必然的,朱瞻基明显没有他的祖先那样的工作精力,整日劳顿还是忙不过来,很多奏章不可能一一亲自看过处理,于是他便安排内阁人员代为浏览奏章,并提出处理意见,这样他也会轻松得多。
可能有人会问,这样的话,皇帝还有什么权力呢,他不就被架空了吗?
这个请大家放心,古往今来的皇帝除了极个别之外,都不是白痴,给内阁票拟权只是为了要他们干活的,皇帝还留有一手后着,专门用来压制内阁的权力。
这一后着就是同意的权力。
不要忘记,大臣只是给皇帝打工的,一项政令是否可以实施,大臣只能提出意见,然后写上请领导审批的字样,送给皇帝大人审阅,如果皇帝大人不同意,你就是下笔千文,上万言书,也是一点作用都没有的。
朱瞻基良好地把握了这一点,他有效地发动大臣们的积极性,让他们努力干活,却又卡住了他们仆大欺主,翻身做人的可能性。所有经过票拟的奏章只有经过皇帝的批示,才可以实施。
由于皇帝用于批示的是红笔,所以皇帝的这一权力被称为“批红”。
至此,到明宣宗时,皇帝的权力被正式分为了“票拟”和“批红”两大部分,朱元璋做梦也不会想到,仅仅过了不到三十年,他苦心经营的政治体系就被轻易地击破并改动。
此后明代二百多年的历史中,“票拟”的权力一直为内阁大学士所占有,而“批红”的权力却并非一直握在皇帝的手中,在不久之后,这一权力将被另一群登上政治舞台的人所占据。
这些人就是太监。
明宣宗这一辈子没干过什么坏事,也不好酒色,除了喜欢斗蛐蛐被人说过几句外,没有什么劣迹,但有一件事情例外。
有些后世的人甚至认为,明宣宗做的这件错事给大明王朝的灭亡埋下了伏笔。
他到底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灭绝人性的事呢?
说穿了其实也没什么,他只不过搞了点教育事业——教太监读书。
宣德元年(1426),明宣宗突然下令,设置“内书堂”,教导宦官们读书,大家应该知道,在传宗接代观念极其严重的中国,去坐太监的都是不得已而为止,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