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部分(第2/4 页)

放军已转入战略反攻，戴季陶似乎已听得见远方隆隆的炮声，他知道南京政府败局已定，自己将何去何从呢？一想到这些问题，他的心情也时而苦闷，时而感伤，时而烦躁，时而悲凉。

戴季陶离开南京市中心，到这偏远郊外的“孝园”来居住，一是为了养病，二是为了逃避政治。这里的环境如世外桃源一般，那山中的晨雾、落日的余晖，足足可以使人陶醉。但戴季陶却又安不下心来，他不能离开政治，他一辈子从事政治，一旦离开，又感觉到痛苦。他曾十分坦诚地表白：“但以世风日下，国事日艰，衰病之身，毫无所补，每一念及，则深惶汗。”因此，他身在“孝园”，却念念不忘他的所谓“党国事业”。他总是十分关心时局的发展，如有外人来访，他便关切地询问南京方面的情况，前线战事的进展，共声党方面的动态，社会上的舆论，人事的变更，应变的策略等，且问得十分仔细，并露出伤时之感。不久，戴季陶病痛剧烈，为了免除过度的痛苦，他服了过量的安眠药，以致不省人事，所吸的香烟余烬落在床褥上，几乎酿成一场大火灾。福不双至，祸不单行。恰在此时，他夫人赵淑文又患中风，造成偏痹，不能起床。戴季陶本身疼痛难禁，需人照顾，现在反而还要他来照顾呻吟床褥的夫人，这无疑会加重他的病情。但戴季陶与赵夫人的感情是如此深笃，他不仅带病扶持赵夫人，而且事无巨细，照顾得十分周到。每当他以颤抖的手送来一杯水，喂进一汤匙药时，赵夫人心中好一阵难过。这时，他们会长久地凝视，让多少复杂的情感，在这无声中传递。

后来，戴季陶的学生、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校长胡伟克见他生活实在不便，便将他们夫妇接到杭州苋桥小住，并派人多方照顾。好长一段时间后，赵夫人病情好转，戴季陶身体也渐康复，睡眠与饮食俱已恢复正常。他不便再打扰学生，而且也留恋牧歌生活的孝园，于是，向胡伟克辞别，又回到南京孝园别墅。此时，辽沈战役已经结束，平津，淮海战役也快结束，人民解放军正陈兵千里长江，南京和整个国民党统治区一片混乱。

美国政府看到蒋介石政权的倒台已无法挽回，不肯在军事和经济上再大量援蒋，企图以中途换马的办法来挽救危局，于是便授意国民党内其他派别向蒋介石施加压力，逼蒋下台。这样，让蒋介石辞职，由李宗仁出面进行“和谈”的暗中策划便逐渐公开化了。在形势与各方压力下，蒋介石迫不得已，只得同意以“主动下野”的办法来促成“和谈”，然后争取时间以利再战。对于和谈，应该说，戴季陶从内心是不感兴趣的。还在抗日战争刚刚胜利的时候，蒋介石企图在和谈的幌子下准备内战，戴季陶就坚决反对。可现在，时局发生了根本变化，共产党得到全国人民的一致拥护；而相反的是，国民党在政治、经济、军事、内政、外交等各方面都陷入空前的危机，整个蒋家王朝面临最后灭亡。戴季陶，这位蒋介石的大谋士，国民党的忠实文臣，既反对与共产党和谈，又想不出什么绝妙的好计，以挽救当前的危局。因此，面对“和谈”的声浪，他只好以病为由，装聋作哑，默不作声，陷入“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境地。

理论家戴季陶（2）

这一年的11月13日，国民党的另一忠实文臣陈布雷自杀而死，戴季陶听到消息后

十分悲痛，“哽咽半晌，不发一言”。他想起在上海办报时与陈布雷的友谊，想起这多年两人的交往，也想到陈布雷为国民党政权鞍前马后，劳碌一生，却落得如此下场，顾影自怜，大有兔死狐悲之感。虽然如此，他还故作镇静，当有人问他对陈布雷自戕的看法时，他装腔作势地说：“照佛家道理，是不许可的。”明确表示他不赞成自杀之举。

年底，国民党内外形势已是江河日下，在此情况下，国民党中央计议，在适当时候，将政府南迁广州。这一决定在南京城里引起了一片波澜，国民党大小官员都如惊弓之鸟，匆匆打点行装，准备随时逃往广州。

这时，国民党广东省主席宋子文根据蒋介石的意思，打电报给戴季陶，邀他到广州小住。同时，宋子文还命粤省驻南京办事处主任何树祥亲自面谒戴季陶，反复劝说他，请他速作决定，在近期成行。

除广州外，戴季陶当时可去的地方还有两个：一是台湾；一是四川。对于台湾，他态度很鲜明，坚决不去。虽然当时很多国民党的高级官员纷纷往那儿跑，但他却不愿意去那个孤岛。当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郑彦棻劝他到台湾去时，戴季陶不假思索地说：“不必！”四川是他的出生地，他是可以回去的，但此时，他又不愿作为乱世败将逃回家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