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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部、会主要人员陈公博、周佛海等宣誓就职。汪精卫在就职典礼上宣读了所谓的《还都宣言》，声称：本政府为全国“惟一的合法的中央政府”，与日本要实现“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凡属一般将士，“务必一体遵守，即日停战，以期待命”。

汪伪政权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的产物，是作为日本推行侵华政策的工具而存在的傀儡政权。汪精卫自以为他的伪政权“登高”一呼，就会群起响应。然而，回答他的却是中国人民掀起的声讨汉奸的巨大浪潮。沦陷区的上海，北平等地，先后发生了学生罢课游行的运动；重庆国民党政府公布了以汪精卫为首的100多名汉奸名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发出《讨汪救国通电》。全国到处都是讨汪的滚滚激流。

大汉奸汪精卫（3）

汪精卫当上第一号大汉奸，日子并不好过。首先，他以国民党副总裁的身份叛国投敌，成了国人皆曰可杀的头号卖国贼，人人喊打的过街之鼠。其次，日本侵略者虽然支持他建立伪政权，但为了还要拉拢蒋介石，一再推迟成立伪政府的日期；伪政权成立后，又迟迟不予承认，在日本主子不赏脸的情况下，汪精卫无法向

中国人民进行欺骗。想到这些，他内心总是闷闷不乐、郁郁不展。

1940年11月4日，汪精卫以伪政府“行政院长”身份，与日本签订《中日基本关系协定》。这一天，他穿了一套漂亮的礼服，当日方大使阿部行将到达之前，他呆呆地站在中央礼堂前的石阶上等候。一会儿，他抬起头来，望着远处缭绕在紫金山上的白云，想到自己死心塌地为日本卖命，充当汉奸，但日本主子依然不信任自己，迟到现在才勉强搞了个《中日基本关系协定》，而且只派个大使和他签字，甚至这个大使还迟迟不来，让他在这儿痴痴等待。他想到这里，忍不住两行清泪，从眼眶沿着双颊一滴一滴地往下直流。突然，他双手抓住自己的头发，用力地扯，用力地拉，然后俯下头，鼻子里不断发出“哼哼”之声，泪水渍满了面部，的确，汪精卫为了替日本人卖命，劳碌奔波，心力交瘁，却不能得到主子的欣赏，他不能不感到委屈，自怨自艾。

精神上的苦痛，身体上的劳累，再加上他1935年南京遇刺后子弹尚留在体内，本身又患有糖尿病，这些创伤交织在一起，使汪精卫的身体日益衰弱。

1944年元旦，汪精卫清早起来，便觉身体十分不舒服，接连两天，都是如此，这才引起他的注意。4日晚，汪精卫请来私人医生诺尔为他诊断，诺尔通过初步的诊断及观察汪的行色，认为有癌症现象的可能。汪精卫却不以为然，又过了两天，他感觉到腰部以下逐渐麻痹，并不时伴有高烧，由于病源不明，诺尔也不好对症下药，这样，就拖了下来。

到了2月，汪精卫病情继续发展，呈严重趋势。正好，他夫人陈璧君也患胃病，延请日本东北帝国大学教授黑川利雄到南京为她治病。黑川为陈璧君治病时，顺便为汪精卫进行了诊断，认为汪精卫病情已到了十分危险的阶段，必须动大手术不可。经黑川与日本政府商洽结果，决定将汪精卫送往日本名古屋帝国大学附属医院进行治疗。

3月3日，汪精卫带着老婆陈璧君及子女汪文惺、汪文彬、汪文悌、女婿何文杰及随从等多人乘机来到日本的名古屋。这时，太平洋战争已进入最后阶段，名古屋是日本的工业城市，不时遭到盟军的空袭。为了保证汪精卫的安全，日本政府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在汪精卫到达之前，由日军出面，在给汪预备的病室外侧旷地上，建筑防空壕，并限于一夜之内完成。同时，日本政府还组织日本外科、内科、整形外科、放射科的一流权威医生汇集帝国大学附属医院，组成会诊团，为汪精卫治病。

汪精卫到达日本后，名古屋帝大医院将住院大楼四楼的一间特别室让出来供汪精卫治病、居住之用。这间特别室相当宽敞，有卧室、日式起居室、厨房、浴室、厕所等，汪精卫与陈璧君就住在这里。另外，整个四楼的房间，都让出来，供汪精卫家属及随员居住。即将灭亡的日本帝国主义觉得在这个非常时刻，不能没有汪精卫，因此，尽最大的努力来抢救这个忠实奴才。

经日本各科著名医生会同诊断，一致认为，汪精卫因过去所中子弹留在体内过久，诱发而成为多发性的骨髓肿症，胸骨自第四至第七节间，因肿胀而自背部向前胸发展，以致压迫脊髓神经，必须割除向前压迫的肿胀骨殖，以减轻压力。

3月4日，即汪精卫抵日的第二天，由日本著名外科医生斋藤教授主持施行手术。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