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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算干到明天天亮也无法完成，这样匆忙赶制的标书毫无实际意义，我才不理睬他呢，我打算随便拿以前的两封标书拼凑拼凑给他，我的老板是个STUPID的家伙，不懂业务又胡乱发号施令！这道题目的问题是——这人可以发这封邮件吗？为什么？”

田野说：“这题我还没有做到。当然不可以发这样的邮件啦，明显在讲老板坏话嘛，还白纸黑字写下来，不是找抽嘛。”

施南生得意地晃了晃脑袋道：“让我从商业行为准则的高度给你讲讲为啥不可以发这封邮件吧——你不能留下任何关于他人的文字记录，假如这些内容是你放到桌面上讲出来会感到尴尬的。”

拉拉听了也来劲了，侃侃而谈道：“这道题我也做过，挺有意思的，我觉得它在宣扬一种实诚文化，并作为纪律硬性规定下来——我背后讲的应该是我当面也能讲得出口的——每个员工都要签字声明‘我读过、理解并且接受上述内容’。作为商业行为准则，本身应该是纪律性的内容，但是它其实同时在灌输价值观，或者说它在教我们怎么做人。我们可以发现西方人往往比东方人更少撒谎，老外既比我们中国人直接，但又很少随便讲别人坏话，他们更强调只描述具体的客观事实本身，而避免去评价人的好坏。因此，我们基于事实说‘某某今天迟到了一小时’，我们不说‘某某没有时间观念’，我们说“你这个月迟到了三次”，我们不说“你又迟到了你总是迟到！”这确实行之有效，可以避免人与人的冲突，因为谁也不能否认‘迟到一小时’这样的客观事实，但你说他‘没有时间观念’他可能会跳得很高，同样的，你说他业务能力不够，他也许会愤怒地说我觉得我业务能力很强，但你说他最近三个月指标完成率低于80％，这就是他无法反驳的事实了。”

王海涛点头道：“所以呀，沟通技巧的培训不就教我们沟通要基于事实，如果有人告诉你，他业绩很好，你一定向他拿STAR（SITUATION，TASK，ACTION，RESULT，即当时的背景，需完成的任务，当事人采取了怎样的具体行动，最后的结果怎样），才能搞明白到底怎么个好法，得问他你的业绩排名第几？他说第三的话，你就要问他你组里一共多少员工？也许一共才三人，第三名其实是最后一名哈。”

施南生撇撇嘴道：“得，一个比一个能吹。都改行吧，别做销售了，开顾问公司挺适合你们。”

田野鄙夷道：“顾问公司没有那么好开的！你得有技术。通常吧，那些CONSULTANT（顾问）都会先来INTERVIEW（访谈）企业内部的人，问你想达到什么目的、有什么想法，然后你唾液横飞地跟他聊上两小时，他回去把记录下来的东西整理整理包装包装，再加上一些从你们这个行业各家公司收集来的市场数据，然后以一百万的价格卖给你，学名VALUE…ADDED（增值），这可都是高层次的脑力活儿，你们行吗？我怎么横看竖看你们都像体力劳动者呀！”

这回轮到王海涛来劲了，他把自己假想成朗咸平，用一个PROFESSOR的口气道：“田主席这话令我深有感触，顾问公司卖给我们的往往是我们自己的IDEA（主意），人们会去相信顾问公司能提供解决之道是愚蠢的——他们能比我们自己更了解我们的行业、我们组织内部的情况吗？通用的原则是不妨听听他们的意见，至于具体的方向和策略，自己的事情应该是自己最清楚才对，浪费那个钱没有意义！”

当我们是新人的时候（1）

王海涛和施南生对灌了两杯，开始痛说往事互诉衷肠。

施南生首先声情并茂地展开回忆：“那时候我入行不久，有一次我去面试，一开场对方就让我先用英文做自我介绍，我靠！我的英文哪够面试的水平呀，就凑合能说I　am　a　nurse，what's　your　name？　I　love　you，　can　you　give　me　some　water？　（我是一个护士，你叫什么名字？我爱你，能给我点儿水喝吗？）使出吃奶的劲儿才憋出几句，把我急得满头大汗，根本没法说下去了。你说我们做的都是国内市场的销售，有必要这么考英文吗？就冲着这一条，我还不爱去了呢！太矫情了！”

王海涛摆摆手说：“你这就算好的了，人家起码给了你讲的机会，是你自己讲不下去。我入行的时候比你惨多了，根本就不给我讲话的机会！”

施南生不信：“不可能！既然叫你去面试，就是专门要听你讲了，哪会不给你讲话的机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