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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6月，一位美国人对日蚀的观察也没有得到任何结果。

一直到1919年5月，两个英国远征队才获得第一批有用途的照片。而这一重要的观察成就很大程度上得归功于爱丁顿。

爱丁顿是英国剑桥大学的天文学教授，又是皇家天文学会的学术秘书。他参加了基督教教友会。就像那些主张“爱自己的敌人”的教友们一样，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他只是摇头。与爱因斯坦一样，他也是一个十足的和平主义信徒。1916年春天，从中立国荷兰的莱顿大学寄来一份《广义相对论基础》单行本。皇家天文学会的通讯会员德·西特教授，刚从爱因斯坦那里收到这篇论文，就把它寄到了剑桥。爱丁顿一眼就看出，这篇论文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他马上开始研究广义相对论，同时请德·西特写三篇介绍广义相对论的文章，发表在皇家天文学会的会刊上。这三篇文章，引起了英国科学界的广泛注意。因为这是英国人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定律以来的两个半世纪里，第一次有人向牛顿提出有力的挑战。

爱丁顿决定用日全蚀观测来验证爱因斯坦的新的引力理论。

1919年5月29日将发生日全蚀。刚好，金牛座中的毕宿星团在太阳附近，如果天气晴朗，用照相的办法，至少可以照出十三颗很亮的星。这是天赐良机，到时候将给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也就是向牛顿挑战的新的引力理论，来一个判决。如果星光掠过太阳表面的时候，像爱因斯坦预言的那样拐弯了，这就证明爱因斯坦是正确的，否则……。

不，作为自然科学家的爱丁顿，坚信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是正确的。星光将会拐弯，拐过1''。74，和爱因斯坦预言的一样。要用照相机照出这1''。74的偏转角，就像在十几米外照出一根火柴棍那样困难。不过，爱丁顿也仔细研究过了，这是办得到的。

在爱丁顿的热情倡导下，皇家天文学会开始了日全蚀观测的准备工作。当时，德国潜水艇封锁着英国的海岸线，英国人民正在挨饿，每天都有英国士兵牺牲在前线。德国是英国的头号敌人，花费大量的金钱和人力，去证明一个德国科学家的理论，遭到不少英国人反对。可是，爱丁顿和爱因斯坦一样，是和平主义者，他执著地认为科学是没有国界的。爱丁顿对广义相对论的热情，对科学的执著，感染了皇家天文官代逊。这次全日蚀，月球的巨大影子横跨大西洋两岸。代逊决定派出两支远征队，分别去非洲西部的普林西比岛和南美洲的索布腊尔。

1919年3月初春的一天，在格林尼治天文台皇家天文官的官邸，举行了日蚀观测队出征前的最后一次会议。巨大的书房里，代逊在花地毯上踱过来，踱过去，向两位队长作最后的交代。爱丁顿细长的身子埋在大沙发里，看着对面墙上的牛顿像出神。代逊讲完了，爱丁顿的副手想使会议的气氛活泼一些，就笑着说：“要是我们观测到的光线偏转角不是0''。87，也不是1''。74，而是3''。4，那怎么办呢？”

这位副手是在望远镜下度过了无数夜晚的天文学家。他没有爱丁顿那样的数学造诣。在他看来，爱丁顿对爱因斯坦佩服得五体投地，实在有点好笑。广义相对论再优美，也不过是一件美丽的衣裳，穿在天文学身上，会不会合身呢？那一套玄乎乎的空时理论，光的弯曲，像他那样的天文学家是接受不了，也不愿接受的。所以，副手的这一番话，很有点揶揄爱因斯坦的意思。

爱丁顿没做声，眼睛仍然盯着墙上那威严的牛顿画像。

有什么可说呢？不管是什么结果，意义总是非凡的。爱丁顿对此早就想过：“这次日蚀远征队可能会第一次证明光的重量（即牛顿值）；或许还可以证实爱因斯坦的非欧空间的怪论；或许会出现更具有深远影响的结果——光没有弯曲”。

皇家天文官一本正经，他把两手一摊，对爱丁顿的副手说：“那爱丁顿就要发疯了，你一个人回英国来吧！”

第二天，两支远征队双双启航，分赴各自的目的地。爱丁顿在4月23日到达普林西比岛，马上开始了紧张的准备工作。架设望远镜、试拍照片……一切准备就绪，等待着那伟大的日子来临。宇宙将在那一天的几分钟里，把自己的真面目在世人面前显露一下。

5月29日终于来到了。

可真糟糕！一清早就下起了倾盆大雨。爱丁顿在帐篷里搓着手，焦急地来回踱着。不一会儿，他就跑到帐篷门口，仰望老天爷的苦脸。爱丁顿的脸比老天爷更苦！两个助手，掩饰不住内心的得意，在帐篷的一角做鬼脸，打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