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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八日晚，已有一万多名“赤卫队”队员拥立在康平路那一棵棵光秃的梧桐树下。

这条小马路陡然涌入这么多的人，连自行车都难以从路上通过。然而，入夜，仍有众多的“赤卫队”员潮水一般涌向康平路——“赤卫队”此举，目的是向上海市委施加压力，以求曹荻秋废除二十五日给“工总司”的签字，重新认可二十三日答应“赤卫队”的“八项要求”。

二十九日，康平路上人头攒动，密密麻麻的全是“赤卫队”队员，这条马路成了一条“人龙”。往昔幽静肃穆的康平路，如今人声鼎沸。这条小马路，一时间成为上海的“热点”，成为人们注意的中心。

“赤卫队”的这一着棋，取得了成效。二十九日上午，曹荻秋果真在康平路上海市委机关里，接待了“赤卫队”的代表。曹荻秋答应了“赤卫队”的要求。

于是，“赤卫队”开始散去——因为他们已经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然而，高度“浓缩”于康平路以及附近的衡山宾馆的三万多“赤卫队”队员无法散去。他们所有的去路，都已经被“工总司”堵死。他们象饺子馅似的，陷入了“工总司”的重重包围之中。

这个网，是张春桥撒下来的，是王洪文撒下来的。

就在与康平路毗邻的衡山宾馆里，根据张春桥关于“不能让‘赤卫队’抢夺胜利果实”的密令，以王洪文的“工总司”和徐景贤的“联络站”为首，与上海二十多个造反派组织联合成立了“上海革命造反派联合指挥部”。

这个“联合指挥部”设立了一个“前线指挥部”。“指挥”何人？耿金章！

毕竟是“耿司令”拥有实力，张春桥、王洪文急调耿金章返沪，至此才点穿谜底。

自然，张春桥与王洪文，各有各的一本帐：张春桥调耿金章，为的是对付“赤卫队”；王洪文呢，乐得把耿金章推为“指挥”，把“二兵团”推上“火线”。对于王洪文来说，既要对付“赤卫队”，也要对付“二兵团”——他借助于“二兵团”之力，去干掉“赤卫队”！

耿金章呢，行伍出身，荣任“指挥”，兴高采烈。他披着军大衣，坐镇“前线指挥部”，调来十万人马，把康平路围得象铁桶一般。

“赤卫队”处于重围之中，犹如四周堆满了干柴，一颗火星跳出来。就会燃起一场熊熊大火，使他们葬身火海。

这颗火星，是从张春桥的家里蹦跳出来的……从张春桥家传出谣言虽然张春桥已是“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但他的家仍在上海康平路一百弄内。

张春桥之妻，原名李若文、李淑芳、李岩，后来改名文静。据其自述：“我和张春桥于一九四三年秋（引者注：当时在晋察冀边区北岳区党委）确定恋爱关系后调离工作，同年十二月反扫荡中，我被俘自首叛变。这段历史，我曾写信告诉张春桥，对他丝毫没有隐瞒。张与我于一九四六年结了婚。……”“文革”大幕拉开之后，随着张春桥的升迁，“夫贵妻荣”，文静也随之变“红”了。三天两头，张春桥从北京打电话给妻子文静，这根“热线”竟成为一根指挥棒，指挥着上海的造反派的行动。文静严然成为上海的“张办主任”！“

在“赤卫队”蜂拥康平路的时刻，张春桥那“热线”通话频频，遥控着上海局势。

文静一接到张春桥的电话，或即告张春桥秘书何秀文，或转告徐景贤、王洪文，马上便成为上海造反派的行动指令。康平路上的一举一动，也由文静借助“热线”随时报告张春桥，使张春桥了若指掌。

就在康平路上两军对峙，一触即发的时刻，从张春桥家传出了意外消息，导致了一场流血惨案。这便是继安亭事件、《解放日报》事件之后在上海上演的“文革”大戏的第三幕——康平路事件。

“师出有名”，历来讲究这一点。一旦有“名”，便可召唤群众，动员群众。阴谋家们原本无“名”，总是依靠造谣，制造借口：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夜十时二十分，日本关东军自行炸毁沈阳北郊柳条湖村附近的一段铁路，指责这是中国军队干的，以此为出师之“名”，突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一九三二年一月十八日下午，住在上海江湾路山妙发寺的日莲宗和尚天崎启升等五人，在江湾向中国义勇军寻衅，死一人。

十天之后，日军又以此为“名”出师，在上海发动“一·二八事变”。……“工总司”出师横扫“赤卫队”，其“名”乃“赤卫队”抄了张春桥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