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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长的丢枪弃甲，高举双手的战俘行列中，有一位上等兵耿金章。

毕竟是苦出身，刚刚反水，耿金章马上穿上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装，投入了战斗，向国民党军队开火。他，成了三五军三一三团四连战土。

在战斗中，耿金章被提升为副班长、班长。一九四九年，耿金章在镰刀铁锤红旗面前宣誓，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耿金章很快成为政训队分队长、通讯班长、副排长。

只念过小学一年级的他，连天天背在身上的那支枪的“枪”字也不识！当上副排长，没有文化，深感不便。他在部队干部学校学习，从“拨、泼、摸、佛”学起，总算摘掉文盲的帽子，能够看懂报纸了。

一九五七年九月，耿金章复员，被分配到上海中泥造纸厂，当一名打浆工。

不久，他成为这家工厂的民兵连连长。

一九六四年二月，他被提升为副工长。

多年的部队生活。使耿金章具备组织能力。他本是一个很普通的工厂基层干部。在昆山极为偶然被推举为头头，便开始发挥他的组织能力。他当上“二兵团”的“司令”，把这么个偶然在安亭相聚的一批工人组织起来，以至发展成为拥有几十万人的组织。

不过，两年多国民党军队生活，也给他留下烙印：粗鲁，野蛮……一九五九年，厂里有人在黑板报上批评耿金章。耿金章发火了，搧了那人一记耳光。

一九六四年，他与邻居——一位同厂职工发生口角。一气之下，他抡起了板凳……他在厂里，受到了党组织的批评。

“文革”一开始，他写了对厂领导十条意见的大字报，贴在厂里的大礼堂。他的大字报，引起全厂的注意。公司党委副书记赶来看了大字报，认为他的大字报是针对厂里党组织的，有“反党”情绪。

于是，耿金章成了厂里的造反派。

于是，耿金章参加了“工总司”的成立大会。

于是，耿金章参加了安亭事件。

于是，他成为“苏州大队”第二把手。

于是，他成为“二兵团”的“司令”。

从安亭返回上海，“工总司”内部的倾轧，一度使王洪文处于危机之中。王洪文曾逃到耿金章那里。耿金章收留了王洪文，让他在“二兵团”住了几天，直到危机过去，派人派车把王洪文送回“工总司”。

王洪文在“工总司”中坐稳了“司令”交椅，与耿金章反目了。耿金章爱闹独立性，这使王洪文深感头痛。“二兵团”的势力日益鼎盛，“王司令”也就与“耿司令”闹翻了。

王洪文有他的一套“功夫”，耿金章也有自己的一套“妙计”。他俩在上海滩斗法，演出了一幕幕闹剧。令人哭笑不得的，便是一嘲陈曹争夺战“。

自从上海市委被轰倒之后，自从发布“通令”要陈丕显、曹荻秋“随叫随到”、“接受批判”之后，陈丕显、曹荻秋成了上海最忙碌的“演员”。大大小孝各种名目的造反派组织，召开“批判会”，都要去“揪”陈丕显、曹荻秋，“批斗”一番。

一九六七年一月里的一天，一伙造反派“揪”走了陈丕显、曹荻秋、马天水之后，没有“还回原处”。

从此，这几位最忙碌的“演员”，一下子从上海滩上消失了。

王洪文跺脚了，因为“工总司”要召开批判陈、曹大会，没有这几位“演员”，会使大会大大逊色。

陈丕显、曹荻秋、马天水给谁抢走了呢？

王洪文派人暗查。一查，原来是耿金章抢的！

耿金章抢走陈丕显、曹荻秋、马天水，密藏在自己的“司令部”——永福路五十号，派了几十个人守卫。

“司令部”毕竟目标大，人多嘴杂，尽管耿金章采取了“保密”措施，消息还是传进了王洪文耳朵里。

“砸‘二兵团’！”王洪文正巴不得有个出师之名，借此干掉耿金章——因为你“二兵团”把陈丕显、曹荻秋“保”起来，那就是“老保”！

耿金章也有自己的暗探。知道目标暴露，迅速转移。

他的手下有商业局的造反派。神不知，鬼不晓，一辆蒙得严严实实的大卡车，装着陈丕显、曹荻秋、马天水，在上海的街道左拐右弯，直至确信车后没有“尾巴”，这才径直驶往高外滩不远的四川中路，停在147号门前。那里是商业二局所属上海市禽类蛋品公司，本来是存放家禽以及鸡蛋、鸭蛋之类的，此刻却成为关押陈丕显、曹荻获秋、马天水的秘密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