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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他们的行动在国际上受到了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喝采叫好。……从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上柴‘联司’的一小撮头头和幕后策划者已经滑到哪里去了。……”七月一日，王洪文和徐景贤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在人民广场举行数十万人的大会，“愤怒声讨‘联司’和‘支联站”’。“联司必败”的口号声，从成千上万的喉咙里喊了出来，那声波久久地在上海上空回荡着。

解福喜之死

上海进入七月之后，气温骤然上升，热不可耐。位于上海东北郊的上海柴油机厂，成为全市最热的地方。“阿东”和“阿串”之间的格斗，由于王洪文支一派、压一派、已经愈演愈烈，日趋白热化。

“文革”前，曾是上海“八面红旗”之一的上海柴油机厂，如今生产濒临瘫痪，成了一个炸药库，随时部可能发生剧烈的爆炸。

“六·二九”事件过去二十天，七月十八日又一场武斗在上海柴油机厂爆发。

导火线是一桩芝麻小事：

“联司”在厂里刷了一条大标语。那际语是七月十三日上午八时刷的，注明“保留五天”。

七月十八日上午八时零二分，“东方红”覆盖了“联司”的大标语，写上一条针对“联和”的大标语。

“阿东”们与“阿串”们，就“保留五天”如何计算，发生了口角。

“东方红”以为，从十三日上午八时至十八日上午八时，整整五天。因此，他们在十八日上午八时零二分开始覆盖，是符合“保留五天”的。

“联司”则以为，“五天”指十三日至十八日，保留期应当是到十八日夜十二时为止。因此，“东方红”在上午八时零二分覆盖，是违反“保留五天”的。

如此区区小事，引发了“阿东”和“阿串”的大辩论。可惜，当年的中国没有“大字报法”，没有关于“保留期”如何精确计算的条文，双方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那种“大辩论”显然是毫无结果的。

吵着吵着，动起手来。最初的武器是墨汁和浆糊，你往我的身上泼墨汁，我用浆糊“还击”。

双方的人员闻声赶来支援。武斗的级别迅速提高。瓦片，砖头以至铁块，代替了墨汁和浆糊。

武斗的规模不断扩大。伤员激增，达三百多人受伤。

在混战之中，出了人命：工具车间工段党支部书记、“东方红”成员解福喜受了重伤，不久死去！

“好，这是一个大把柄。我们要抓住解福喜之死，大造舆论！”王洪文正巴不得闹出个大乱子，可以收拾“联司”，不由得幸灾乐祸起来。

解福喜明明是在武斗中死去，而王洪文手下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政法指挥部”在七月二十一日发出的通令中，却被说成这样：“七月十八日，在上海柴油机厂‘联司’总部，有人私设公堂，严刑拷打上柴‘东方红’战士解福喜，以致惨死，手段十分残酷。我们对死者表示沉痛的哀悼，对家属致以深切的慰问。根据中央‘六·六’通令，我们政法指挥部特今以杨仲池为首的上柴‘联司’负责人立即交代打人致死的过程，交出杀人凶犯名单，听候审讯。……”这天晚上，王洪文在上海人民广场主持召开大会。据通知，说是传达中央重要文件，几十万人前来开会。会议即将开始时，主席台上的横幅换成了“用鲜血和生命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解福喜同志追悼大会”。于是，这几十万人。都成了追悼大会的参加者。

王洪文的讲话精神，后来被写入《工人造反报》的“社论”。解福喜之死，本是不该发生的不幸事件。王洪文却竭力借解福喜之死扩大事态，煽起人们对于“联司”的深仇大恨，为踏平“联司”作舆论动员：“解福喜是被‘联司’一小撮暴徒私设公堂，酷刑拷打致死的，全身打得皮开肉绽，体无完肤，尸身遍体鳞伤，惨不忍睹。

……

“解福喜在旧社会受尽了残酷的剥削和压迫，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解放后，是毛主席、共产党替他带来了幸福。解福喜对阶级敌人怀着刻骨的阶级仇恨，对党、对毛主席有着无比深情的热爱。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坚定地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与革命群众一道，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派’以及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展开了坚决的斗争。因此，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和一切阶级敌人把解福喜看成是眼中钉，肉中刺。

“解福喜为保卫革命路线，保卫我们上海无产阶级新生政权——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献出了生命。解福喜不会白死，也不能白死。上海的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