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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毕竟是“第一夫人”，而姚文元的资历比张春桥差了一截。尤其是在庐山，张春桥是林彪集团重炮猛轰的国际，林彪的倒台成了张春桥的“光荣”。

完全出乎张春桥的意料，出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的意料，甚至也出乎“接班人”本人的意料，毛泽东个人专断，决定选择王洪文为“接班人”！

就这样，毛泽东在选择接班人的问题上，犯了第三次错误。历史已经清楚表明：第一次，打倒刘少奇，是错误的；第二次，选用了林彪，是错误的；第三次，选用了王洪文，又一次错了！

“工农兵”干部

对于王洪文来说，一九七二年九月七日，是一个历史性的日子。

王洪文坐飞机离开上海，前往北京。随行的唯有他的秘书廖祖康。

是中共中央召开中央委员会议？不象，因为徐景贤、王秀珍、马天水都在上海。

是出席别的什么会议？也不象，因为去开会带个小包就行了，这一次他带着箱子。

下了飞机，轿车直抵北京钓鱼台九号楼。从此，王洪文和廖祖康住进了二楼的侧楼。

九号楼二楼，住着两位“大人物”：一上楼梯，那里住的是姚文元。往里，则住着张春桥。

从这一天起，王洪文成了张春桥、姚文元的邻居。九号楼二楼，成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一、二、三这三把手的大本营。

最初，就连王洪文自己也闹不清楚调他进京干什么。当时，张春桥给他挂长途电话，据说是来北京学习。学习什么？不得而知。

一到北京，王洪文对那种昼夜颠倒的工作时间表，很不习惯。无奈何，张春桥、姚文元是那样工作的，他也不得不“同步”进行：每天不再是早上六点起床，而是下午三、四点钟起床。起来后，看看文件。吃过晚饭，出席各种会议。略事休息，从午夜起开始办公，处理文件。直到清晨，吃过早饭，拉上灯芯绒窗帘，遮住那明亮的阳光，开始睡觉。

这是毛泽东的工作习惯。张春桥、姚文元不得不与毛泽东“同步”。王洪文呢，也只得随之“同步”。这种类似于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夜班工人的工作时间表，使初来乍到的王洪文感到疲惫不堪，不住地抽烟。

在上海，王洪文的“小兄弟”们你来我往，热热闹闹。进入钓鱼台，王洪文如同变成了垂钓老翁一般需要平心静气：“中央文革”办公室给他送来四卷《毛泽东选集》，还有烫着金字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文集。这些都是他来京学习的课本。

一是读书，二是开会。七机部的会议，关于河南的会议，关于湖南的会议……一个一个的会，要他去参加。他只是一个列席者而已。只带耳朵，不带嘴巴。坐在那里旁听，如此而已。这种“旁听生”生活，也是他来京学习的项目。各种各样的会场，成了王洪文的“课堂”。

王洪文感到困惑，感到寂寞，他不知道调来北京究竟干什么。实在门得慌，他只好给马天水挂长途电话，听听上海消息。自从他离开上海之后，张春桥指定的由马天水主持上海的日常工作。上海依然是“三驾马车”，只是由“王、徐、马”变成了“马、徐、王”。如今的那个“王”，是王秀珍。她成了上海“工人造反派”的领袖人物。

王洪文并没有意识到，他的邻居——张春桥，正用嫉妒的目光注视着他。

张春桥只是对王洪文说，中央调他来京是让他来学习。至于学习的时间多长，为什么来京学习，张春桥都没有明说。

张春桥的心中，一清二楚……

“九·一三”之后，毛泽东失去了他的“亲密战友”。张春桥借助于种种去中南海的机会，尽力去接近毛泽东，央求着伟大领袖的垂青，以便谋得“接班人”的地位。

“王洪文会不会写文章？”没头没脑，毛泽东忽地问了张春桥这句话。

“灵敏度”极高的张春桥，立即从这一句问话中，窥见毛泽东心中的奥秘——他，正在注意着王洪文！

过了几天，毛泽东见到张春桥，又问起了王洪文的身世。

醋意和欣喜双重对立的感情，在张春桥的心头交织：毛泽东瞩目于王洪文，意味着“接班人”不再是他，使他沮丧，使他嫉妒王洪文。然而，伟大领袖的决策，从不为他人的意见所左右。毛泽东一旦决定了，任何人无法改变。毛泽东看中王洪文，对于张春桥来说，还是有利的。因为王洪文是他一手拉上政治舞台的，王洪文对他言听计从，王洪文进入中央，使他多了一个伙伴，多了一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