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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大、戴立清、叶昌明、黄金海、马振龙。此外，还有先期到达那里的廖祖康、施尚英、钟定栋、冯国柱。

王秀珍成了那里的首领。她满脸愠容，环视了与会者之后，用压低了的声音说出了一番富有煽动性的话：“中央出了反革命政变，修正主义上台了！这是右派政变！我们要与他们对着干，血战到底。我们的民兵即使打两、三夭也好。枪声一响，全国，都知道，全世界都知道！”

在这关键的时刻，王洪文手下的“五虎将”，个个嘴里喷射着复仇的烈焰。

陈阿大挥舞着拳头说：“要大干，马上干！吴淞口只要沉一条万吨轮，就能把航道堵祝去几辆大卡车到机场，把钢锭甩在跑道上，就能把机场封祝”叶昌明出了另外的主意：“我们可以在上海发动大罢工。上海一罢工，就会产生国际影响。”

黄金海提醒道：“最重要的是粮食！必要时可以动用金库去买粮食，万不得已可以到江苏去抢！”

戴立清显示“溜子”本色：“把民兵拉出来干。失败了，历史上会记上我们的功绩的！”

马振龙发出了同样的吼声：“我们要对着干。大不了完蛋，大不了掉脑袋！”

倒是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没有说什么“豪言壮语”。他派人到城建局，连夜取来几套上海详图。他知道，一旦在上海打起仗来，没有上海详图难以指挥。

上海民兵指挥部领导小组副组长施尚英，则对十月八日午夜的密谋内幕，作过如下回忆：“在十月八日的晚上十点钟，我和李彬山、钟定栋策划制定了武装叛乱的方案，研究制定了战备值班的民兵、车辆、巡逻艇、设立秘密指挥点，开设电台和联络暗号等。

在十月八日晚十二点，王秀珍、冯国柱两个人又纠集了警备区和总工会的一大帮人到了民兵指挥部机关，进一步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

“我和钟定栋两个人向王秀珍、冯国柱两个汇报了我们拟定的方案。民兵第一批有三千二百四十人和摩托车一百辆，卡车一百辆，配正、副驾驶员；第二批有一万三干人，起用民兵101艇、十五瓦电台十五部。秘密指挥点设在江南造船厂（引者注：施尚英原在上海江南造船厂工作）和国棉十七厂或国棉三十一厂，选择了我们信得过的人进驻各区当联络员，并且要求各个区的民兵指挥部的头头全部在位值班，还要求在九日十八时以前，全部落实。

“王秀珍提出国棉十七厂和国棉三十一厂这两个单位目际太大（引者注：即王洪文、黄金海原先所在的工厂），要我们在杨浦区另外再找一个工厂作秘密指挥点，其他都同意。

“王秀珍并且告诉我们，她和冯国柱一帮人立即到东湖路七号，并要我们听他们那里指挥。

“根据王秀珍和冯国柱的指使，我们就选择了中国纺织机械厂为另一个秘密指挥点，并且在十月九日的上午九点钟，由我和吴主义、钟定栋召开了十个区民兵指挥部和五个直属民兵师的负责人会议，把我们拟定的方案作了布置。

“之后，我们都带了手枪和文件等撤离民兵指挥部，到两个秘密指挥点上待命。……”王秀珍所看中的东湖路七号，亦即东湖招待所，那是上海市委的一个招待所。王洪文回沪，总是住在那里。

在一号、二号指挥点，徐景贤、王秀珍分别指挥着一班“武将”。

朱永嘉呢？他则忙于指挥那班“秀才”，作舆论准备。

朱永嘉，当时已成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

朱永嘉曾交代过他在那天晚上的行踪：

“散会以后，我立即到《文汇报》、《解放日报》、广播电台分别打招呼，告诉他们，‘四人帮’可能出事了，如果市委决定，不发中央的消息，只发自己上海的消息，行吗？并要他们在少数骨干中个别打招呼，他们都同意了。回写作组也作了布置，要王知常准备语录和赫鲁晓夫如何上台的材料。至于告全市全国人民书还没有来得及讨论。”

十月八日之夜——“四人帮”被捕四十八小时之后，如姚文元所“预言”的那样，上海“基地”“在复杂情况下独立作战”。

一场武装内战的阴云，笼罩着上海。尽管上海一千万市民对此还毫无所知，但是上海已堆满了干柴，只差一把火了。

马天水的电话解除了上海的警报

十月九日，下起了细雨。

急匆匆，王洪文的妻子崔根娣拖儿带女，离开了康平路。

没有坐小轿车，悄然登上公共汽车，从上海西南角斜穿整个市区，前往东北角杨树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