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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来此，但我还是看见过她几次。

我把多特的文件在两个书架间一张无人的桌子上摊开，再次阅读那封“愚蠢之至”的信。这封信卑鄙得令人震惊，写信的人显然确信多特和巴迪决不至于会拿给一位律师看。我又读了一遍，而且意识到刚才那致命的绞痛已经开始消退——疼痛尽管还是一阵接着一阵，但我已经逐步学会对付它。

莎拉·普兰克莫尔也是法学院三年级学生，是我迄今爱过的唯一的姑娘。4个月前她一脚把我蹬掉，投入一个当地出身名门的名牌大学学生的怀抱。她对我说，他们是高中时期的老相好，在圣诞假期中鬼使神差地又碰到了一起，于是当年的罗曼司死灰复燃。她说她很不情愿这样甩掉我，不过天也不会因此而塌下来。如今，到处都是流言飞语，说她已经怀孕。我第一次听到这种传说时，确确实实呕吐了。

我仔细阅读布莱克的那份大利公司保单，成页地做着笔记。保单像天书一样难读。我把来回信件、索赔表格和医疗记录整理归类。莎拉的影子这时已经消失，我沉浸在一件越来越发出一股强烈臭气的保险索赔争议之中。

布莱克的保单购自俄亥俄州克利夫兰的大利人寿保险公司，保险费是每周18美元。我对交费卡研究了一番。从这本用于记录每周交费情况的小本子可以看出，名叫博比·奥托的这位保险公司经纪人，实际上每周都曾拜访布莱克。

我的小桌上摆满了一叠叠文件。我把多特给我的材料全都看了一遍。我边看边想着那位来访的共产党教授马克斯·勒伯格，以及他对保险公司的强烈仇恨。他们统治着我们的国家，他曾一次又一次地说。他们控制着金融界。他们垄断着房地产。他们感染上一个病毒，华尔街就会上吐下泻一星期。而当利率下调、他们的投资收益猝然下降时，他们就会跑到国会山，要求进行所谓的改革。没完没了的诉讼正在使我们完蛋，他们大叫大嚷。那些卑劣的出庭律师正在提出毫无意义的诉讼，千方百计地说服陪审团判给原告巨额赔偿金。我们必须制止他们，否则我们就会破产。勒伯格往往会怒火冲天，气得把书摔向墙壁。我们大家都爱他。

他目前仍在这里任教。我想他将在本学期末返回威斯康星。我如果鼓足勇气，蛮可以请他来研究一下布莱克状告大利公司的案情。他说过他在北方曾帮助打赢过几起影响极大的欺诈案，陪审团裁定保险公司交付了数额巨大的罚款。

我开始为这件案子写一份摘要，从售出保单的那一天开始，按时间顺序列出了所有的重大事件。大利公司用书面形式拒绝了8次。最后一次当然就是那封“愚蠢之至”的信。我简直可以听到马克斯·勒伯格看这封信时发出的口哨声和大笑声、我闻到了血腥味。

我希望勒伯格教授也能闻到这股血腥味。我在法学院三楼两个储藏室之间找到了他的办公室。办公室门上贴满了为保卫同性恋权利而举行游行示威和抵制活动的传单，以及为保护濒临灭绝的生物而举行的集会的招贴，这些活动在孟菲斯很有人注意。门半开半闭，我听见他在对着话筒吼叫。我屏住呼吸，轻轻地敲了敲门。

“进来！”他大声喊着。我慢慢地走进房问。他朝室内唯一的一张椅子挥了挥手，那上面堆满了书籍、文件和杂志。整个房间就是一个垃圾堆，杂乱无章，到处都是报纸、空瓶和碎片。堆得满满的书凸出书架之外，压得书架往下弯。墙上贴着胡乱涂写的海报，地板上是一摊摊零碎的纸片。时间和条理对马克斯·勒伯格毫无意义。

他长得又瘦又小，年届花甲，浅黄的头发蓬乱茂密，一双手时刻动个不停。他穿着褪色的牛仔裤，看上去很不顺眼的长袖运动衫和一双旧的运动鞋。天气寒冷时，他有时会穿上短袜。他的情绪那么亢奋，令我紧张不安。

他啪的一声，用力搁下话筒。“贝克！”

“贝勒。鲁迪·贝勒。保险课。上学期。”

“对！对！我记得的。坐。”他朝那张椅子再次挥了挥手。

“谢谢。不必了。”

他忙乱地收拾着桌上的一堆文件。“那么，贝勒，你有什么事？”马克斯一贯乐意花时间听别人讲话，因而很受学生喜爱。

“这个，嗯，你有空吗？”通常情况下，我应该用更为正式的口吻，尊称他一声“先生”，或者说一点诸如此类的客气话。但马克斯讨厌客套，坚持要我们用名字称呼他。

“是的，我有空。你有什么问题？”

“嗯，我这学期在听斯穆特教授一门课，”我解释道。接着，我就迅速而又简洁地谈了去老年大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