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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避忌讳，常见的如皇帝的名字，别人是不能用的，也不能同字同音，这就是“讳”。

盗墓是不光彩的行为，盗墓史在正统的学者看来是一种“秽史”，是不予研究的。所以，盗墓行为往往被史家“讳”掉，特别是帝、王、将、相、臣、儒……这些所谓的尊者、贤者的盗墓行为，很难在正史中找到完整的记述。

如，东吴大帝孙权，即便是三国迷，也多不知道孙权还是一个“盗墓贼”。在陈寿的《三国志》上，连蛛丝马迹都找不到，只言片语也无。他盗南越王墓，仅见于晋人王范的《交广春秋》。《交广春秋》已佚，后人从《广东新语》等旧籍转引中，才了解到孙权盗墓真相。

再如，曹操盗墓。曹操是中国盗墓史上不可或缺的人物，是一位盗墓名人、狂人，中国最早的专职盗墓者——“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就是曹操发明的。但在《三国志》上，同样不见记载。

《三国志》记事过于简单，皇帝看了都不甚明了。南朝宋文帝刘义隆便下令，要当时的大学者裴松之作补注。裴松之在《三国志·魏书》（卷六）中补注“建安七子”之一、陈琳的事迹时，引了东晋史学家孙盛编撰的《魏氏春秋》里文字——

“又梁孝王，先帝母弟，坟陵尊显，松柏桑梓，犹宜恭肃，而操率将校吏士亲临发掘，破棺裸尸，略取金宝。至令圣朝流涕，士民伤怀。又署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所过隳突，无骸不露。”

因为这段补注，曹操盗墓一事，才被揭开老底，为后世知晓。

即便正史上有记载，也多惜墨如金”。石勒、石季龙（石虎）这对叔侄皇帝，都是盗墓狂人，他们在当皇帝前后，曾将中原一带包括帝王陵在内的许多坟墓都盗毁了。史书上对他们的盗墓行为，记述算是较为详细的——

勒及季龙并贪而无礼，既王有十州之地，金帛珠玉及外国珍奇异货不可胜纪，而犹以为不足，曩代帝王及先贤陵墓靡不发掘，而取其宝货焉。邯郸城西石子冈上有赵简子墓，至是季龙令发之，初得炭深丈余，次得木板厚一尺，积板厚八尺，乃及泉，其水清冷非常，作绞车以牛皮囊汲之，月余而水不尽，不可发而止。又使掘秦始皇冢，取铜柱铸以为器。

但就是这段文字，里面也埋下了很多谜团。如石季龙在盗掘秦陵时，是如何盗的，取出的铜柱到底是何物，均无说明，以致于现在好多学者认为，《晋书》所记石季龙盗秦陵的文字不准确。如果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这些唐代大学者，在监修《晋书》时能多着墨几分，恐怕就不可能有现代学者的争议了。

我写《中国人盗墓史》，便是想将被中国古代史家有意无意“春秋”了的所谓“秽史”找出，初步形成一个“中国人盗墓史纲”，以弥补一下历史的缺憾。

或许有读者看过本书后会说，《中国人盗墓史》好像是“中国盗墓者列传”。确实是这样，这就是一本“盗墓者群体传记”。为什么这样写，其中有一个插曲。作客山东卫视《不亦乐乎》节目时，主持人大兵问我，什么样的人可以成为盗墓者？我当时就告诉他，什么样的人都可能成为盗墓者，上至帝王将相，下致黎民百姓，只要有机会和条件时。《中国人盗墓史》实际就是在回答大兵的提问，我找出了21位不同身份、不同地位的古代盗墓高手、毁坟强者、发冢狂人，让读者看到盗墓的“广泛性”和“严重性”。

需要说明的是，因为受资料和水平的限制，加上成稿时间的仓促，希望的和写出的可能有不小的距离，敬请同行、专家批评批评、指正。

最后，我应该感谢一下上海电视台，不然就不可能有《中国人盗墓史》的出版了。再要感谢南京博物院前院长、已82岁高龄的梁白泉先生。

我与梁先生因“南图新馆私埋六朝宫城遗址事件”而结缘，当我想请一位权威专家给我“撑面子”时，我首先想到了梁先生。但我担心梁先生的身体，不好意思打扰。便请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季士家先生给梁先生打电话，先问问情况。听说我想请他作序时，梁先生当即答应了，我这才带着书稿前去府上拜访。听说出版时间紧张，梁先生第二天就写出了2000多字、颇有深度的《序》来。当我拿到梁先生工整写在稿纸上的《序》时，我是一种说不出的感动，祝梁先生健康长寿！

倪方六

2009年7月

于南京莫愁新寓郁金里

帝篇　六大盗墓皇帝”

《诗·小雅·北山》　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此即是后来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