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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公路上跑。我不能在这儿生活下去，不能在这不是人呆的地方任人侮辱和宰割。

我要逃回上海去。

到了公路上，雨停了，风也刮得不那么凶了，算我运气，身后开过来的第一辆卡车，见我一招手，就停了下来，答应把我带到县城去。

县城里有班车开往贵阳，到了贵阳，就能搭去上海的火车。上班车无法混票，而上火车，我想买票也没钱。身上的皮夹子里那几块钱，买了一张班车票后，仅够在火车上买盒饭吃了。

幸好火车严重超员，幸好贵阳火车站几乎无人管理，幸好我啥也没带，拼命地随着蜂拥而上的乘客挤到了车厢里的盥洗处。

噢，这是提心吊胆的两天两夜，这是疲劳至极的两天两夜。除了买饭票，除了吃饭，除了上厕所，差不多所有的时间，我都把脸埋在臂弯里睡觉，睡不着我也把脸埋着。我怕人家注意到自己，怕列车员对我进行询问，怕查票。后来听人说，每天晚上九点左右，长途车上要查一次票。

我像害怕上法庭一样恐惧地等待着夜晚来临。###点钟的时候，我心跳如擂鼓，坐立不安。始终没有使用的盥洗池旁那块镜子里，映出我紧张的发白的脸色，眼睛里是一片惊慌。只要穿着铁路制服的人出现在我跟前，我就拼命地用牙齿抵住自己的舌头，不使上下牙齿打架的格格声传出来，不使自己沉不住气而喊出声来。

谢天谢地，不但第一天晚上没查票，连第二天晚上也没有查票。

高度紧张的神经一旦松弛下来，我就昏昏沉沉地一路上睡到上海车站。

听知青点去年回沪的男知青说过，混票到了上海站，不能从正门进出，可以沿着铁轨，往旱桥方向走，走个两三站路，就能绕出上海车站了。我是完全有这个条件的，手上什么东西都不提，谁会想到我是从遥远的贵州回来的呢。

下了车，我尽可能装得坦然自若，尽可能显出一副悠哉游哉的模样，逆着提箱扛包匆匆而行的人流，往旱桥方向走去。

刚走出一二百步，一个披蓝布棉大衣的胖子从横里插到我跟前，吼道：

“喂，站住！你到哪儿去？”

“回家去。”我停下脚步，轻轻说。

“回什么家啊？”

“回自己屋头呀！”

“胡说！一看你那样子，就是个逃票的知青！”

“我是回屋头嘛！”我委屈地叫起来。可一听清自己的声音，我就傻了，两年来生活在贵州乡下，我已学会了一口贵州话，慌忙之际，我回答人家时，吐出来的全是贵州腔，这还怎么能冒充上海人呀。

我懊悔极了，到都到了，列车上没让人逮住，却在车站被人抓住了。

小引（18）

胖子招了一下手，眨眼间围上来五六个戴着上海民兵红袖章的壮汉。你一言我一语，都在教训我。

他们是一伙什么角色，我心头是清楚的。上海民兵指挥部，就是原先“文攻武卫”指挥部。这是夺权的造反派自己抓起来的武装，惹恼了他们，那是要被拖进去打的。我忍气吞声，随他们说什么都不还嘴，跟着他们朝车站大门口走去。

一会儿工夫，就赶上了下火车的旅客人流，见我被围在中间，多少人的脸朝我转过来，多少双目光刺向我的脸啊。我简直不敢朝两边瞅一下。我想站停下来，等人们走光了，再朝前走。可刚停下步子，五六个民兵异口同声朝我呵斥起来，下车的人流干脆把我里三层外三层地包围起来了。

哎呀，越来越糟了。我的眼里涌出了泪水，走吧，我随你们走，随你们摆布啊。老天爷，我那九泉之下的妈妈，我那还在干校的爸爸，你们谁能想象，我今天受到的这种屈辱和难堪啊。我不是想逃票，我是没有钱哪。

押进出口处旁边那两间屋子以后，五六个民兵完成了使命，重又出去抓“在逃犯”了。

我一看，哈呀，两间屋子里关了三五十人。门口站着两个值班的，屋子里一个四十来岁的男子，一手拿着本硬纸簿，一手拿支圆珠笔，他的身旁，一左一右站着两个三十来岁的妇女，三个人都穿铁路制服，态度也不像民兵那么凶神恶煞。

再看那些被抓进来的，有愁容满面的，有暗自垂泪的，也有若无其事谈笑风生的。一下子有了这么多同案犯，我的心头不像开初那么慌张了。我好奇地瞅着屋里的动静。

拿硬纸簿和圆珠笔的人在逐个询问，叫什么名字，在哪个省插队落户，哪个站上的车，上的是快车还是慢车。问清了，好，补票。他身旁两位妇女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