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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为别人的著作写序，我真是很少做。但是，当伍禄香从遥远的广西桂林给我打电话，要我给他的长篇纪实文学作品——《喋血湘江》写一个序时，我尽管犹豫了好久，最终还是接受了。

我同伍禄香并不相识，也没有见过面，是《喋血湘江》这部书稿让我们有了联系的机会。由于每年要承担不少有关书稿的审读任务，使我有机会较早地阅读了这部书稿。因此，我可能不是这部著作的第一读者，但可以说是这部著作的最早读者之一。

《喋血湘江》以纪实文学的手法再现了红军长征途中湘江战役的悲壮历程。老实说，由于在图书市场上，描写湘江战役的书籍目前已有不少。所以，当我开始阅读这部书稿时，似乎也没有太大的兴趣。但是，随着阅读的深入，我还是被它的内容深深地吸引住了，感到它与同类作品相比，有自己的显著特点：一是具有历史的整体感。书稿从湘江战役的起因、过程，直至结局，全景式地再现了湘江战役的全过程，而不是侧重于某一方面，或某一局部的描写，给人以一种历史的整体感。二是具有历史的客观性。书稿虽不完全是一部历史书，而是采用文学手法对历史的再现，是以厚重的历史为基础的。因此，对事件的描写、人物的刻画及各种人物的对白等，都以历史事实为基础，比较符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和身份，既客观又准确，做到了源于历史，又高于历史，是一部站得脚的史诗性的作品。三是具有历史的价值性。书稿中大量地穿插了当年亲历和目睹湘江战役的当事人的回忆，从而以准确丰富甚至鲜为人知的史料为素材，一件件辨析出当时的历史格局中的历史事件之谜，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四是具有较强的可读性。书稿的文字比较生动，并配了不少图片，做到了图文并茂，具有很强的可读性。

总之，作为一部纪实文学作品，《喋血湘江》遵照“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纪实文学作品的写作原则，把尊重历史与文学创作有机地结合起来，在有限的历史空间里创造了无限的精彩篇章，给人以强烈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这也许就是我之所以要接受为此书写序的根本原因吧。

袁德金

2009年4月16日于北京西山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难以忘却的历史（1）

每一场革命都有它自身的传奇……一九三四年中国革命的长征却不是什么象征，而是考验中国红军男女战士的意志、勇气和力量的人类伟大史诗……但是长征却使毛泽东及其共产党人赢得了中国……使中国朝着一个无人能够预言的未来前进。

——索尔兹伯里《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

选择这一题材写纪实文学，对我而言，本身就是一种挑战。尽管自己是喝湘江水长大的，自小就听到了许许多多的红军故事；也尽管自己平素对湘江之战兴趣甚浓，浏览过大量的相关资料，但要将这段尘封了大半个世纪的史实尽可能如实地捧给广大读者，其困难是显而易见的。

这不仅因为它是七十五年前发生在桂北大地上的事情，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已相距甚远，且十分陌生；还因为七十五年的风雨侵蚀，物换星移，战场遗址早已荡然无存，简直可以说无迹可寻；更因为它是红军内心永远的伤痛，历史的原因，所留存、流传的资料少之又少，有的甚至无案可查，成为一个个难解的谜。

事实上也的确如此。中央红军长征过桂北虽然只有短短的十九天，但足迹遍及桂北五县，行军路线复杂、战事频繁，特别是作战部队数量上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以至对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命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点历史早已作证。但对于具体的事件，却千头万绪，众说纷纭。

二○○六年，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七十周年，桂林电视台决定由我负责摄制四集文献纪录片《红军长征过桂北》，给了我一个了却数年夙愿的机会。

采访工作伊始，我最初的想法就是全身心扎进去，拜访专家咨询，力所能及地搜集有关资料，到桂北五县实地勘察，跟地方党史研究的同志请教，寻找亲历者和见证人，查阅各种档案。随着采访工作的深入，脉络逐渐清晰起来，那就是以湘江之战为主线，围绕敌我双方的战役布局、战役进程，以时间为纵，以事件为横，纵横交错，将中央红军在桂北境内所发生的重大事件有机地串联起来。

当然，这本书稿能够顺利地写出来，最根本的一点，就是数万红军将士的英魂、红军老前辈的殷切嘱托和数十位见证者的期盼，深深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