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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诞不经的生活而毫无顾忌。于是发生了这么一个插曲：有一天他很晚从威尼斯回来，在饭店二层楼那个美少年的房间前蓦地站住了，前额靠在门枢上，久久伫立在那儿舍不得离开，如醉如痴，也顾不上在这样疯疯癫癫的神态下自己有被捕获的危险。

然而他有时也静下心来稍稍反省一下。他走的究竟是什么样的路？他惊愕地想。这究竟算是什么路！象每个有天赋的人那样，他对自己的家世是引以为荣的；一当他有什么成就，他就往往想起他的先辈，他立志要光宗耀祖，不辜负他们的殷切期望。即使此时此地，他还是想到他们。可是现在，他竟纠缠在这种不正当的生活经历中而不能自拔，让异乎寻常的激情主宰着自己。一想到他们光明磊落的品格和端庄的风度，他不禁黯然苦笑了一下。他们看见了会说什么呢？真的，当他们看到他的全部生活与他们大相径庭——这种生活简直是堕落——时，又会怎么说呢？对于这种被艺术束缚住手脚的生活，他本人年青时也曾一度本着他的布尔乔亚先辈们的精神，发表过讽刺性的评论，但本质上，这种生活同先辈们过的又是多么相象！这种生活简直象服役，他就是其中一个士兵，一个战士，象其他某些同行那样。因为艺术是一场战斗，是一场心力交瘁的斗争；今天，人们对这场斗争往往没有多久就支持不住了。这是一种不断征服困难、不畏任何险阻的生活，是一种备尝艰辛、坚韧不拔而有节制的生活，他使这种生活成为超然的、合乎时代要求的英雄主义的象征。他委实可以称这种生活是凛然有丈夫气概的、英勇无比的生活。他不知道主宰着他的爱神是否由于某种原因，对这种生活特别有好感。爱神对最最勇敢的民族不是另眼相看吗？人们不是说正因为他们勇猛过人，他们的城市才繁荣起来吗？古时有许多战斗英雄听从了神的意志，甘心忍辱负重，而怀有其他目的的种种胆怯行为则受到谴责。卑躬屈膝、山盟海誓、苦苦追求、低声下气——这些都不会使求爱者蒙受耻辱，反而会赢得赞美。

这个痴心人就这样聊以自慰，设法维持自己的尊严。但同时他也经常注意着威尼斯城内见不得人的黑幕，很想穷根究底。外界的冒险活动和他内心的奇异经历汇合在一起形成一股暗流，使他的激情滋长一种飘忽不定的狂妄希望。他在城里各家咖啡馆仔细翻阅德国报纸，一心一意想确切获悉疫病的进展情况，因为在饭店客厅的阅览桌上已好几天没有看到这种报纸了。报上一会儿承认，一会儿又否认。病人和死亡者的数目，说法不一：二十个，四十个，一百个，甚至更多。但隔天报上却把疫病发生的原因说成是国外传染过来的，得病的人寥寥无几，尽管还没有干脆否认，字里行间也作了一些警告，对外国当局这种危险的把戏提出抗议。总之，他没有获得确凿可靠的消息。

不过这位孤独的旅客自以为有特殊的权利分享这一秘密。他虽然离群独处，却常常向知情人提一些诱惑性的问题，后者对此事不得不保持缄默，不得不公然说谎——从这里，他找到了一种奇妙的乐趣。一天早膳时，他在大餐厅里找那位个子矮小、步履轻盈、身穿法国式上衣的经理答辩。当时经理先生已在就餐的人们中间问长问短，殷勤周旋。他也在阿申巴赫的桌旁站下来寒暄。“为什么这些日子来，人们一直在威尼斯城里消毒？这到底是什么缘故？”客人用一种懒洋洋的、漫不经心的口气问。“这不过是警察局的例行公事罢了，”这个机灵鬼回答。“天气非常闷热，可能会发生什么危害居民健康的事儿。当局这个措施只是为了及时顶防，算是尽了它的责任。”“这倒要表扬警察局呢，”阿申巴赫顶着他回答。彼此再交谈几句天气方面的客套话后，经理就告辞了。

就在当天晚上晚餐以后，有一小队街头卖唱的艺人从威尼斯来到饭店的前花园演出。他们两男两女，站在一根吊弧光灯的铁柱下面，灯光把他们的脸照得白白的。他们面向大露台，露台上坐着这些避暑的来客，一面喝着咖啡和冷饮，一面欣赏他们表演的民间歌舞。饭店里的职工、招待员、开电梯的和办公的，都纷纷来到休息室的门廊边侧耳静听。俄国人一家一向热中于享受，这时在花园里摆出了藤椅，位置离艺人们较近，他们围坐成一个半圆形，喜形于色。一个围着头巾的老奴站在主人后面。

在这些江湖艺人手里，曼陀林、吉他、手风琴和一只吱吱嘎嘎发出颤音的小提琴奏得非常入调。器乐结束后继之以声乐；这时一位年纪较轻的女人引吭高歌，她和一个甜润润的假嗓子男高音配合，对唱着一支缠绵动人的情歌。但真正有才能的，却无疑是一个奏吉他的人，他同时也是乐队领队。他是一个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