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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说上面都算儒者的小说家言，那关于清时湖北巡抚胡林翼的一则传闻则颇富真实性。有一则笔记曾详细记载了胡林翼的一段轶事。胡氏文武双全，名重一时，当时治军武昌，手下有一武将鲍超最为其所器重。一日，主管文化教育的官员俞某任满将返京，胡林翼设宴饯行。少年及第的俞某在席间丝毫不理饮酒作陪的鲍超，大大地耍了一下知识分子的威风。这一切，自然被作为当地知识分子权威的胡林翼看在眼里。第二天，他作东宴请俞某和鲍超，席间，胡氏以翰林老前辈的身份对俞某大加训斥，面对这样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学问短浅、官职低微的俞某自然只能唯唯受听。席终，胡林翼使出了最绝的一招，三人结拜兄弟，俞某心有不甘，当此情势之下，却是奈何不得，只好按胡为老大、鲍为老二、俞为老三的顺序作了兄弟。这时候，胡林翼说道：“如今俞某为我辈小兄弟，有什么错误可以面训，勿相芥蒂也。”鲍超出了一口气，当然高兴得紧。那俞某本心胸狭窄，一直郁郁，竟在返京路上投井而死（梁溪坐观老人《清代野记》）。胡林翼一代豪杰，搞了这么一个堪称示范的刻薄游戏，着实为朋友出了口恶气。他也许不知道俞某的气量那么的小，否则也不会如此恶毒了。终究，人命关天呢！

不管是写出刻薄意味甚浓作品的蒲松龄、纪晓岚，还是政声卓着的胡林翼，都算得人中之龙、世上英杰。这倒应了沈三白在《浮生六记。闺房记乐》中评价《西厢》的那句话：“唯其才子，笔墨方能尖薄。”事情确实是这样，有人富刻薄之心，却没有这么好的表达才能；有人具万顷之才，却无刻薄之心，只有像蒲松龄、纪晓岚、胡林翼这些人，能把这两者完善地结合起来，给后世的我们留下了茶余饭后的谈资。

躲藏在学问深处

清代文字狱的兴盛，使文化界一时噤若寒蝉。许多士人便也不再做声，埋头书本，不问政事。――什么事情都敌不过光阴。时间一长，这居然成为一种稳固的风气。不要说乾嘉学派兴起的盛况，就是一般读书人埋头苦读、专心学问的事情也变得相当普遍。这些人在小学、训诂、考据等学问之间孜孜以求，把学问当成他们人生最大的追求，甚至连天下读书人苦苦追索的功名，他们也可以放在一边。如此一种“纯学术”的人生选择，倒也构成了那时一道独特的风景。

孔子第六十八代孙孔广森的学问做得不错。乾隆三十六年就中了进士，选到翰林院作庶吉士。少年得志，本来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可他生性对名利看得很淡，只是喜欢读书写作。在为官时，也不愿与达官贵人打交道。最后，竟主动退出官场，把自己的余生奉献给了他喜爱的学术事业。他的著述十分丰富，“著春秋公羊通义十一卷，序一卷”，“著有大戴礼记补注十四卷，诗声类十三卷，礼学卮言六卷，经学卮言六卷，少广正负术内外篇六卷”，这累累书卷，后面隐藏的是一个人为学术弃功名的人生抉择。（《清史列传》）在孔广森中进士后的第二年，安徽人金榜也以第一名的成绩中了进士。这个金榜与孔广森有着同样的爱好，——“性嗜学”。朝廷刚一授官给他，他就告归了。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到“经籍”的研究上。晚年时光，由于坐骨神经痛，他躺在床上起不了身。都这样了，他还是不放弃自己的学问，在床上口授，让弟子记录，硬是写成了《礼笺》十卷。（《儒林琐记》）与此类似的还有“家世贵显”、曾写出了《史记志疑》三十六卷的梁玉绳，他的心思也没有用在功名上，只想“世世作书生门户”，因而“年未四十，弃举子业，专心撰著”，把成为一名学者当成了自己的毕生追寻。

在“学而优则仕”的语境下，对于大多数读书人来说，功名自然是“熊掌”，而学问不过是“鱼”罢了。舍熊掌而取鱼的人毕竟不是很多。倒是有一部分人，既想保住官位，又想做好学问，把鱼和熊掌都抓在手里。他们的选择透露出了读书人的聪明劲，即在选官时选择一个比较闲散的职位，既保住了地位，又有更多的时间来完成自己的学术理想。最典型的例子是凌廷堪。他六岁时就成了孤儿，由一个书坊工人艰难奋斗到进士。按常理讲，饱受尘世冷眼的他应该更懂得权力的重要，可选官时，他放弃了知县的位子，“自请改教职”，当了宁国府学的教授。他把母亲接来官署后，安贫乐道，“毕力著述”。与此同类的，还有一个叫钱塘的读书人，是乾隆朝的进士，本来也可选为知县，但他也同样主动要求必为教职，当了江宁府学的教授。业余时间里，他专门研究声音文字，终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