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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如何使讲述某些故事成为可能，却同时排斥了别的故事；她还必须时刻牢记，历史记载中的所有事情本身都携带着更早时候的争论和关怀的印迹。在自我意识很强的怀旧文字或劝谏文字中，情形当然是这样的，文章的作者以特殊的、具体的方式，将一个主体写进了历史。然而，那些看上去不讲究文字功夫的历史记录也同样载有早先的印迹。例如，统计数字就可以读成某些实体对于统计对象进行计数、分类、抽税、压制、改良或用别的方式塑造之的努力，而统计对象本身又恰是因这些团体实施了统计行为才得以凸现的存在。警察对马路妓女的讯问可以读成十分公式化的交往方式（在40年代的中国，这样的问答来回重复，几乎只能将此读成公式套话）。在这种问话的场合，执法官员将妓女归纳入不同的范畴，例如按动机来区分她们；妓女则很快就明白哪一种表白自我的方式会使她们得到最宽大的处理。历史学者如将这样支离破碎的东西读作一成不变的“事实”是很危险的，这并不是因为数字必然带有欺骗性，也不是因为被拘留的街头拉客女通常总会撒谎装假，而是因为我们看到的并非简单意义上的一连串“事实”，而是它们的炮制过程；我们对“事实”及其出笼的过程这两个方面都应关注（当然，１３还绝不能忘记“我们”是谁，我们背负着什么样的历史包袱，可也绝不能时时催逼读者记住这些，搞得读者不堪重负）。 在精心刻画中国近百年娼妓史的时候，我力图勾勒出地形图谱，指明事实、事实的制造者和事实的诠释者之间游移不定的关联。我始终不忘“事实”并不是被发现的，而是在人们生产意义的过程中被建构出来的。究竟是否存在意义生产过程之外的所谓语言外经验，这并不是我所关注的问题。历史学者就其定义来说只能在话语的印迹中剔抉爬梳，在广义的文本中做文章。作为历史学者，我很感激有关娼妓的写作曾如此繁荣，留下了如此丰富的书面文字记载。然而，我又必须要问，为什么记载被塑造成了现在我们看到的模样；记载的图谱中那高高低低、坑坑洼洼、曲里拐弯的地形地貌又能对我们说出什么样的、关于记载人的故事，如他们的思绪忧虑、他们对自己在世上的地位的认识等等。 这种做法同罗伯特·伯考弗所说的“种族语境”实践，即将事物植入“生动经历者的语境和用语之中”的做法，既有差距，又有超越之处。我并不期望自己能恰如其分地重建19世纪末文人学士心目中的意义范畴（更不用说妓女心目中的意义了）；同时，我并不愿意、也绝无可能放弃自己要做的事情和要问的问题。但是，如果后结构主义理论使历史学者注意到自己在生产历史叙述时进行精心编织的过程，那我们也应该留意遍布在我们所阅读的一切文字材料中的、精心编织的痕迹，以及颇具匠心的呈示或遮蔽的印记。我们要做的不是寻觅“已然在那儿”的过去，而是寻找历史记载的对象、记载历史的人和我们自己这三方面互相之间游移不定的关系。 或许用一个烹饪的隐喻可以恰切地描述这样的追寻过程。我们设想书写历史的过程就是在剥洋葱。如果历史学者专心致志地一层一层剥开洋葱、去寻找想像中的本质内核的话，那么她会发现除了剥下来的一堆东西和刺痛的双眼外，什么也没有找到。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引起历史学者的兴趣的，是洋葱的形状和纹理质地，是其层层相包、层间有豁的构造方式，是其看似浑然一体、然而一剥便沿着起先看不见的裂缝纷纷散落的情形，是调查洋葱内里状况的行为切实改变整个洋葱形状的过程，是洋葱在各种情况下发出的气味，是调查行为本身对剥洋葱的人产生的影响——那么，以这种剥洋葱的方法对待历史便会产生丰富的成果。人们可以争议说洋葱是只等人去剥它的、先于话语的“已然”存在，所以这隐喻也许不是无懈可击的。但是，归根结底说来，历史学者确实是在检查某个东西。不过我们还可以说洋葱并非真的先于话语而存在；为了使剥洋葱成为一件值得做的事情，首先需要将它认作食物。 本章首先描述各类史料中关于娼妓业的“知识”是如何获得的；１４接着探讨1949年后由国家支持的修史工作如何“记忆”娼妓问题；再下来是简述现行史学实践的一些关注点，例如寻找难以辨认的下属群体的声音、像愚侠堂吉诃德似的寻找能动性和反抗的表现、探索半殖民主义这个社会范畴等——正是这些关注激发了本书对历史进行重新创构。本章结束时交代以下14章所采用的叙事的策略。创构历史的活动能作如此切分，完全是（我的）意志行为和（你的）搁置怀疑使然，这一点读者应牢记在心：　其实在认知和记忆之间、在记忆和重构之间、在重构和讲故事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