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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关系占相对次要的位置；她们的主要任务是应召出局，陪伴男人们吃喝打牌。一日从中午开始，按照同客人的亲疏程度安排会面和活动。下午她可能就呆在妓院里，抽烟、打瞌睡、缝衣、结绒线、画画、喝茶，但也可能去会一个熟客、上街购物，或在妓院外租来的房间里同他会面。傍晚时分吃中饭，化妆，准备好出堂差、赴筵席；应付完堂差起码要到半夜了，走红的妓女则应酬时间还要长。夜生活可能是同相好的客人上床，或同他坐车兜风；到了20世纪20年代及后来，妓女也可能再去舞厅。黎明时分她上床睡觉。 叫局和出局 有个西方的评论者写道，“如果我们能相信中国书中的证据的话”， 一帮官吏或文人若不召妓作陪，简直不可能在任何社交场合聚首。……歌姬在以往任何时候都不如清末民初时期——约从1870年到1926年的国民革命期间——那么享有盛誉。 “社交场合”可以是菜馆、酒肆、茶馆、戏院或是妓院。妓女出席这样的场合，提供娱乐消遣，使男人们的饮酒、看戏、牌局或谈话等活动有了令人赏心悦目的亮色。 对场面上的男人来说，必须恰如其分地扮演好自己在这种社交仪式中的角色，妓女也须酬应如流，８９才会使活动又得体、又愉快。召唤妓女到妓院以外的场合曰“叫局”；叫局的办法是差遣戏院、酒肆的侍应将红色的“局票”送到妓院。娱乐消遣场所雇用了专门送局票的人，马路上送票人快步疾行、分送局票，实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上海生活中常见的场景。妓女应召前往称“出局”或“出堂差”；她可坐妓院的轿子出局，或如前所述坐在龟奴的肩上被他掮了去，再后来就改坐包车了。年幼的、质押身的或卖绝给妓院的妓女出局要有佣人跟着，年纪大一点、名气也大的妓女出局，则要好几个小大姐陪着。 有一个写妓院生活的文人趣谈集，其中一篇提出，所谓“出局”或“出堂差”原先是指宋朝的官员和清朝翰林院士出公差。文人学士将官场的用语和等级体系搬到妓女身上，表现了机智的自嘲心态。这样的例子很多。妓院也径自将这套官方用语拿过来用。20世纪初，高等妓女乘轿子出堂差时有男仆手提灯笼相随，灯上赫然写着“公务”。20世纪30年代有个作者写道，他还记得幼时看见这样的灯笼上“粘着四个红字，大书特书曰‘公务正堂’”。如此大胆擅用官方语言的做法引起了他的一番沉思： 按清代官制，起码七品知县，才可称一声正堂。典史和县丞，只称左右两堂。……而彼时之妓女，竟敢僭称正堂，不但咄咄怪事，而且胆大妄为。况出堂唱和上书场，都是淫业一类，如称淫务，还算合理。她们偏不称淫务而称“公务”，又为名实不符。岂妓女卖淫，也是一种正当的公务吗？ 到30年代时，乱用官方语言引来的已不是嬉笑，而是高声的道德说教。娼妓业的意义变了，就此可见一斑（详见第三、四部）。 一位洋观察家看高等妓女，调子就多少有些轻浮： 她们游来荡去，９０从一家饭店到另一家饭店，从一家旅馆到另一家旅馆，为主人的宴会增添欢乐活力，却如无线电控制的出租车一样，始终同总部保持着联系。她们的光亮的私人包车在灯红酒绿的上海市中心急驰飞奔，穿行于林立的饭馆旅社之间。车的前灯后灯照得人晃眼，垫脚板上还藏着一盏聚光灯，映照出她们迷人的小脸庞、乌黑头发上的荷花，最后还有不能小看的，就是她们身上闪烁发光的珠宝。为防止珠宝被人抢走，总有个跑腿的一路小跑跟在车后；装着充气轮胎的人力车迅疾地轻盈地移动着，跑腿的手紧紧把住车的一角。 每当客人填写一张局票的时候，就启动了一连串的小生意，牵动了一张利益网络。送局票去妓院的人要收跑腿费（1891年时是63个铜板）。开出局票的菜馆或旅馆有一本记事簿，将何日何妓出局一一入账记清，每逢月底便有菜馆的人去妓院收账，一局收70个铜板，曰“车马费”。妓院也有一本明细账，每次出局都有记录，到时候一一核对，防止菜馆将没出局的也算了进去。19世纪末的局资为3元（此为“长三”的“三”字的一种意思，长三是对高等妓女最常用的指称）。到了20世纪20年代，为了多做生意，长三出局跌到2元，继而又跌至1元，而这一块钱中，妓女“必须付给仆人10分，给为她操弦伴奏的乌师10分，给妓院5分茶水费”。（“幺二”妓女档次略低于长三妓女，出局收两元，然而她们和长三不一样，一直挺到30年代不落价，故有“滥污长三板幺二”之说。）到了30年代末，付局账已不再是当场交易，而改由妓院记账，按节度结算。 高等妓女出局时所做之事，依场合、本人走红的情况以及与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