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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固自己的地位，同样，妓女也会用怀孕的办法脱离娼妓业，怀孕能使妓女进入婚姻，或至少是当小老婆。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群接受采访的上海老居民讲起了大庆里的年轻妓女巧囡的故事。巧囡同一富家子弟有了关系，因她长得漂亮，老鸨待她不错，看管也很严，当然不情愿让阔少替她赎身。巧囡怀孕后，和情人商定不堕胎。她不肯服用每天送来的活蝌蚪，等肚子大了，客人不可能再找她了，老鸨这才答应那大少爷将她买走。从这样的事例中，我们了解到怀孕会引起妓女和业主之间的矛盾，双方会争论谁有权安排性服务和决定生育方面的事情。 但是，小报闲话栏中的文章却表明，怀孕和生育可能与继续做妓女完全不矛盾，176老鸨并非必然认定怀孕是灾祸，妓女也不一定拿怀孕作为退身之策。1919年有一条消息说，某妓怀孕了却不知肚里的孩子是哪个客人的。这时嫖客龚某非说孩子是他的，老鸨十分高兴，叫龚付了一笔钱，相当于补偿了妓女产假的损失。还有一条消息就事论事地说，某妓因刚生下的幼子死去，伤心过度，怕要推迟一段时间才能重新做生意。第三章已提到，儿童在妓院中并非难得一见。妓院收养了许多孩子，让她们学说唱技艺，但还有不少孩子就在妓院出生长大，这就不只是女孩，也有男孩（见图18）。19世纪80年代的名妓李珊珊本人就是妓女所生，其生父系清朝大官李鸿章之子。当李公子不再送钱给珊珊母亲时，这妓女就带着5岁的珊珊上门讨要抚养费，传说李突然病倒，次日便毙命。珊珊在母亲的妓家长大，11岁就当小先生；16岁时，其心上人因受人嫉妒被谋害，她亦随即自杀。高等妓女抚养女儿，让她们习艺，学做有教养的艺人；有的妓女还努力培养儿子上学，只是这方面的记载支离破碎，没有多大价值。 有时，不论年长的妓女和老鸨自己是否曾生育，她们都会收养女，将其养大了嫁出去，讨个好价钱。有个30岁的老鸨已嫁了两个养女，收益颇丰，足以歇了生意享清福了。还有一个乐技造诣很深的妓女嫁出四个养女，有了厚实的家底，只可惜积蓄全都点了烟了，落到那千篇一律的下场：破衣烂衫，拖着肿胀的双脚游荡在法租界的马路上，哀叹着从前的荣华富贵。 年老体衰、穷困潦倒的叫花子——最经常出现在人们的眼前、代表娼妓生涯的必然下场的，正是这种形象。但是，这样的结局在妓女的实际生活中究竟有多普遍，是不清楚的，因为大多数女人被纳妾后（如她们能当上几个月的妾的话），对她们的报道也就停止了。实际情形很可能是大多数妓女并没有在法租界的街头结束其娼妓生涯，但指南作者感兴趣的只是那些流落街头的老妓。世纪之交时的名妓翁梅倩终因鸦片瘾而落魄，三十多年后有人发现她竟在街头卖唱度日。1853年出生的胡宝玉是上海高等妓女中的头牌，她最讨客人欢心，会英文，抽银质水烟筒，好与别的妓女争斗。但是名气和漫长辉煌的从业经历都未能使她免遭晚景的凄凉，最后仍落得个穷愁潦倒、困在老城中的下场，远离公共租界的繁华地段，尽管她曾经在那里叱咤风云。 忠诚美貌的妓女常被比作宦海浮沉的官员，177同样，落魄的老妓往往成为男作家的工具，表达他们最喜欢的两个主题：一是追怀往昔，眷恋那个已被丑陋刺目的“现在”所替代的“过去”；二是叹息人生的短暂。最终说来，我们获得了关于这些女人的现有知识，并能塑造出她们的职业生涯，这多半是因为男作家树立起她们的形象，通过她们而说出了自己的幽思。

第七章　人口买卖（一）

我们已经看到，那些关于高等妓女的文字，写的尽是对往昔的追忆和怅惘，被羞辱的风险，对上层男子气概的焦灼不安，间或还会有一些对于国事的忧虑。但不管怎么说，它毕竟是一种关于男性之乐的文字——表现他们与妓女相遇、爱慕、占有以及他们对意中美人的赞赏。不过，这些也并不是上海关于娼妓业公众舆论的全部。与其相伴的还有对于妓女、嫖客以及更大范围的社区所带来的危险的讨论，这种讨论有时也与上述关于愉悦的讨论交织在一起。第三部分即考察三类这样的讨论，涉及人口买卖、法律和性病这三个话题。 在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妇女买卖交易是上海娼门、妓女之家庭、人口贩子以及国家这几方面的一个交汇点。它不仅牵涉第二部分所谈到的那些高等妓女，而且牵涉娼妓业中那些等级低下的妇女。指南书、小报以及回忆录中很少提及贩卖人口的问题，然而在另一方面的信息来源中，例如主流大报、改革报告、黑幕小说以及赈济机构或警署的记录中，它却比比皆是。外国人和中国人都谈论这个话题，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