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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谈。但一旦在里面待惯了，她们又毫无疑问不再会离开。那张将她们裹挟于其中的经济大网，更不用说她们后天所习得的心态和变态的心理，就好像是钢筋铁链似的。但是，她们并不是自觉自愿地这么做的。（黑体部分表示的强调是原文所有的。） 其他取缔派的代表也支持这一观点，宣称： 妓女在这问题上出于自己选择的可能不足百分之一：　这并非是什么过于轻信的爱情——如常常看到的导致外国姑娘失足的那样，也不是什么两性相悦，使得她们多少能够忍受那样的境况。那完全是一种最低等的肮脏交易，最终导致绑架，父母卖女，丈夫卖妻，以及野蛮的威逼，而且往往还伴随着毒打和饿饭。 就这样，选择和它的反面——绑架成了关于对娼妓业实行监管以及它与公德、私德的关系的争论中一个重要的话题。于是在这一讨论中，在一些极端环境下被迫进入娼妓业的妓女就成了所有从事性服务行当妓女的代表，其目的是为了一举取缔整个卖淫业。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争论中，以及在伴随着20世纪50年代的取缔妓院运动的大讨论中，也出现过类似的话语形象，所有这些，我们在第四部还要讨论。 民国时期援救和改造妓女的许多工作中必须做的，是把女人送回娘家或婆家，或者是帮她们找一个合适的对象，建立起自己的家庭。中国反拐骗救济会（前面讨论过该组织的工作）、202“希望之门”（第十章将详细讨论）以及其他一些福利机构，它们都下了很大的力气，为从良妓女和被拐卖的受害者寻找合适的配偶。承认这些妓女既与家庭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又受雇从事性服务，便会破坏原先判别所谓秩序与混乱的一项主要指标。该指标本来在政治和社会各个层面得到一致公认，不仅传教士、民族主义的现代化论者接受，而且通俗故事的作者也信奉；后者不断地把上海描写成一个危险之地，天真未凿的乡下妇女在这里接触到了中国那张既有吸引力、又十分危险的现代面孔。（这些故事中的许多危险源也是女性，这说明让女人离家的危险具有两面性：　她们既是猎物，又可能成为捕食其他动物的猛禽。）与娘家失去联系的受害者于是就成了关于中国妓女的最普遍的故事，成为表达20世纪中国的危机这个大叙述中的一部分，其具体的表述形式则各有不同——或者是关于改革的辩论，或者是国家关于法律、财政、公共卫生体系的条规，或者是通俗小说等等。从事性工作的人作为从家庭中裂变出去的受害者这个形象告诉了我们许多，使我们懂得了民国时期表达政治危机的语言：　一种含有极其丰富的“女人处于危境”的象征的语言。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第八章　法律与混乱（一）

在20世纪初的上海，妇女被人贩子绑架并卖入娼门的故事真是多不胜数。妇女和儿童从家中被拐走，在人肉市场上受到非人的虐待，这一印象成为社会混乱的突出表征，它大大削弱了中国在国内外批评家心目中的国家形象。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他们在讨论中总是把妇女放在一个受害者的地位，尽管有大量证据说明，实际的情况要远为复杂。 在法律话语中，也存在着类似简单化的情况。妓女被送上法庭或被带到警署后，她们有时被描述为被老鸨强迫从事性服务或被虐待的受害者；可是在另一些时候，在涉及违反街头拉客的条规或以色相为诱饵从事欺骗或抢劫的记录中，她们又被描述为危险的作案者。在面向大众的有关娼妓业的报道中，更是充满了这种两极化的描述。尽管这样的描述比那些关于拐卖受害者的故事层次丰富一些，但仍不足以显示出妓女与司法、管理体制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 妓女也为她们的财产及劳动回报之事来到法庭，并对提出争议的一方提出反诉和指责。她们的表现往往既不是处于不利地位的受害者，也不是受到指责的破坏风化者，而就是受到冤屈的平民，出庭来争取各自的目标。老鸨也一样。若无照经营，她们即被指控为扰乱社会秩序。若被指控毒打或威逼妓女，她们就被划入黑幕小说和改造派文字中常见的那种恶老鸨的定型。然而她们与法庭或警署打交道的实际情况，却并不能简单地纳入这些类别。即使老鸨的行为超越法律所允许的规定而受到法庭责罚，204法庭往往还是承认并强化了她对“她的”妓女的劳动所拥有的合法权益。 这一章将考察民国时期有关上海娼妓业的一套法律话语的成型过程，这套话语是由上海各市政当局有所重叠的警务章程和司法条规磨合而成的。我们将在第十一章里集中讨论对娼妓业的全面整肃，而在这一章里，则主要考察管理制度的日常运行，追溯法律如何力图控制住娼妓业，以及妓女和老鸨们作为诉讼当事人和被告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