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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传统的稳定观

——孙立平访谈录

南方周末记者　陈敏

走出传统的稳定观

南方周末：明年就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最近*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也强调要坚定推进体制改革，包括政治体制改革。但许多人似乎都有一个感觉，尽管社会上对改革有着热切的期望，现实对改革也有迫切的需求，但近些年改革的步子似乎不大，问题的症结在什么地方？

孙立平：应当说，在过去若干年中，经济体制的改革还是有实质性的推进的。但政治和社会体制方面的改革，应当说推进是比较缓慢的。现在我们社会中的许多事情，实际上是卡在这些问题上。我这里所说的不仅仅是狭义的政治体制，也包括利益表达机制的建立，言论的开放和信息公开化，以及权力制衡机制的建立和社会化的反*机制的形成等。换句话说，目前在改革的需求和改革的实际进程之间存在着一个较大反差。

这种反差来自什么地方？背后的根本性原因是什么？我觉得与我们对社会矛盾的评估，对社会危机可能性的判断，与我们已经形成的稳定压倒一切的思维定势有直接关系。为了不贻误时机地推进改革，也许需要我们认真反思关于稳定问题的这种思维定势。

我觉得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在改革前的几十年中，由于我们对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情况估计过分严重，使得我们搞了几十年的阶级斗争；而在过去的十几年中，由于对不稳定因素、对危机发生的可能性估计过高，使得我们形成了一种稳定压倒一切的思维定势。在这种思维定势中，稳定似乎成了一种终极性的否定因素，一切都要为稳定让路，凡是可能影响稳定的事情都要暂停；社会中哪怕鸡毛蒜皮的冲突和矛盾都要上升到稳定和安定团结的高度；在党和政府工作中，影响稳定成了无法担当的政治责任，在一般民众那里，稳定成为一种无需论证的话语。

其结果是显而易见的。在过去十几年的时间里，我们经济增长的速度是很快的，一些经济体制方面的改革也在有效推进，但经济发展中一些重要的结构性矛盾始终得不到解决。如果按照吴敬琏先生的说法，市场经济也有好和坏之分的话，走向坏的市场经济的那些因素不但没有减弱，甚至有的方面在强化。更重要的是在经济领域之外，稳定压倒一切的思维定势使得整个领导层谨小慎微，畏首畏尾。于是，出于稳定的考虑，政治体制改革始终没有突破性进展，甚至连明确的思路也没有；比之20世纪80年代，思想和言论的活跃程度不但没有进展，甚至有局部倒退，舆论促进社会进步的作用难以充分发挥；由于不能将反*的措施诉诸社会，*在不断加大的打击力度下似乎更为猖獗；特殊利益集团的发育不能置于社会的监控之下，其对社会财富的掠夺已经达到有恃无恐的程度；一般民众利益表达的机制迟迟不能建立……在处理各种社会矛盾的时候，地方政府“反应过度”是比较普遍的现象。可以说，在过去十几年的时间里，经济的发展是迅速的，但经济的发展没有伴随相应的社会进步。

这里我们需要特别注意到这样一个社会背景，就是我这些年一直强调的，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定型化。就是说，从那个时候起，贫富差距开始固化为一种社会结构，一种基本的利益格局开始定型下来了。在这样的情况下，片面地强调稳定压倒一切，可能会导致这样一种结果，即无法实施会触动基本利益格局的体制变革，在促进社会公平与正义上举步维艰，结果是社会中现有的利益格局日益稳固化。

从改革的角度来说，在传统的稳定思维之下，一些重要的改革举措被延误了。在改革的过程中，时机和顺序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现在回过头去看，很多事情，20世纪80年代做了也就做了。但在80年代的时候，我们会讲很多条件还不具备，能拖再拖一拖。实际上是把这个问题拖到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条件更不好的时候。我觉得中国的改革当中，很多的状况是这样的。到时候你要付更大的成本，更大的代价。现在我们面对的很多问题，你还会觉得现在我们解决这些问题会有一定的困难，有一定的风险。但是，假如说到了10年以后，也就是2017年的时候，甚至到2012年，五年之后，那时候你可能会有一个感觉，说这些事情还不如在2007年的时候做了，2007年做这件事的条件可能比现在还要更有利一些。

所以我们现在要重新思考稳定的问题，重新思考改革与稳定的关系，要形成关于稳定问题的新思维，并在这个前提下，重建领导层的自信，重建社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