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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知为何当时翻译成律劳卑劳苦卑鄙？）

律劳卑是1833年英国政府废除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专营权后，派往广州的第一任英国政府驻华商务监督。律劳卑大概毫不了解当年马戛尔尼和阿美士德使团失败的原因，他到达广州后，竟然以平等的口气向当时的两广总督卢坤发出了一封平行公函！

天朝当时显然还没有接受近代平等外交关系观念的迹象。对于律劳卑竟然想和天朝平起平坐的大胆口气，卢坤大为愤怒，立刻拒绝了这封公函，并命令律劳卑立即返回澳门。律劳卑拒不返回，仍旧呆在广州，于是卢坤下令封闭商馆、停止供应、中断贸易。律劳卑退出广州，并擅自指挥两艘军舰打入珠江，卢坤则集合了六十八只战船应战，而此时的律劳卑失去了英国商人的支持，他本人也得了虐疾，只得黯然回到澳门，后于当年十月病死在那里。

律劳卑的失败让大清官员相信，只要大胆封锁外国人的商馆，就不怕他们不屈服。而从继任的英国驻华商务监督的表现来看，他们似乎达到了目的。后来的商务监督们不想再去招惹麻烦，他们在任期间几乎都呆在风雨飘摇的伶仃洋上，成天无所事事，只盼着任期结束后早点回国。

但第四任驻华商务监督义律来广州后，大概是出于个人的进取精神，开始执行一种积极的政策。他甚至违背英国外务大臣巴麦尊的训令，向清政府递上了毕恭毕敬的“禀贴”，这让当时的两广总督邓廷桢很满意，义律才得以重返广州。

1839年林则徐采取断然措施后，当年11月英国军舰与中国水师在穿鼻洋海面有过几次小规模的武装冲突，算是鸦片战争的前奏。这几次冲突双方各有胜负，但对后来的战局并无大的影响。林则徐上报说取得了“七战七捷”的胜果，道光帝闻讯大喜，于是在12月下令禁止广东口岸的全部对外贸易，以为这事就此了结。

但短暂的平静很快被打破了。

1840年6月，一支由20艘战舰和28艘运兵船组成、兵力约7千人的英国远征军到达广州口外海面。英军随后按照其预定方案，封锁了珠江口，并于6月底北上，准备占领舟山后封锁长江口和黄河口。英国人以为经济封锁会产生效果，但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帝国并不害怕经济封锁，他们最担心的，是国土的沦丧！

舟山是中国第四大岛，为苏浙闽海面之锁喉，岛上设有定海县城。康熙帝年间，宁波曾设为对外通商口岸，定海县城曾设有“红毛馆”并接待过英国商船，但到乾隆帝年间，宁波海关被关闭，英国商船也就被禁止入内……除了1793年马戛尔尼访华使团曾经在这里作过短暂的停留。

英国本有意占领舟山作为其贸易和扩展势力范围的前沿地，但阴错阳差的是，这个计划被香港和上海取而代之。英国舰队来到舟山后，当地人似乎还依稀记得当年外国商船，以为是洋人们来此卸货贸易，正当这些人为可能的获利而欢欣鼓舞的时候，他们的知县却收到一封他从来没有见识过的“哀的美敦书”（最后通牒）英国人限令他们半个时辰内投降！

当地守军显然被英国猛烈的炮火吓坏了，他们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作战方式。英国人大概只用了不到十分钟就击毁了当地脆弱的海岸防御体系，参战的一千五百名士兵，死亡和受伤各13人，其他的都逃跑了。在失败面前，知县姚怀祥只能选择了投水自尽，以死报国，表现了一个儒生应有的气节。

而在攻陷定海之前，英国第二批北上的舰队来到厦门，因为投书问题，双方进行了一场炮战。中国官员拒绝接受这样不恭敬的文书，因为上报朝廷，很有可能会被罢官甚至杀头。一直到8月，道光出于战局的担忧，才下令将洋人的投禀，“无论汉字夷文，一律原禀进呈。”而在此之前，浙江巡抚乌尔恭额被问罪，罪名正是“拒收夷书！”

天朝的礼仪可真让不少人吃了苦头。

英国舰队按照原定计划继续北上，这下可把道光帝和满朝文武吓坏了，他们以为这些蛮夷可能会进攻京城。很不幸的是，这个担心在后来的1860年和1900年都成为了现实。

1840年8月30日，当英国舰队抵达天津大沽口并试图强行通过的时候，内阁大学士兼署直隶总督琦善被派去和洋人谈判。在英国舰队的恫吓下，朝廷政策很快由剿改抚了。

琦善本是坚定的主剿派，但在英国人的坚船利炮面前，很快变成了坚定的主抚派，而这也是大部分清朝大员对待夷人的态度。琦善的当务之急就是想方设法把洋人哄骗回去，他得想尽一切办法在道光帝和洋人之间周旋，既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