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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不是一下子就体现出来的，投资者还要进行评估，但在人民币升值、新的《劳动合同法》出台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下，我认为中国制造业的压力是很大的，而且以后会越来越大。

未来，中国的高增长要能够持续，我认为应该从以下两方面着手：

第一是持续推进国有产权改革，让老百姓也能分享国有资产收益。在美国，除了工资收入，人们也通过房产、股票、企业等资产的增值来分享经济发展的好处。所以，在私有制之下，只要美国经济稍增长一点，人们就不仅看到劳动收入在增加，而且手中持有的私有财产也在增值，真是所谓的“双丰收”。有了“双丰收”，美国的内需不旺盛才怪呢。而在土地和主要生产资料的国有之下，大部分中国人都只有劳动收入，没有真正拥有资产性财富。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年中国经济增长这么快、这么多，但内需却增长得慢多了，看不到应有的财富效应。没有资产性财富，老百姓怎么会有资产升值带来的财富效应呢？所以即便公有制再发展，国家再富裕，都和私人无关。国有土地、国有资产现在每年增值10万亿元左右，人均差不多8　000元，但不会有哪个正常的中国人认为自己可以因此一年多花8　000元。

除了中国的资产升值75％由国家垄断之外，收入在政府与民间之间的分配也快速向政府方靠拢。1995年~2007年，扣除通货膨胀因素，政府的财政收入年均增长16％，而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只分别增长了8％和6�2％；2007年，政府税收增长31％，而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才分别增长了12�2％、9�5％。所以，中国宏观经济增长再快，到老百姓手中的收入却以比政府财政收入慢得多的速度增长，民间消费内需当然不足。

当这么多资产和收入都掌握在政府手里，当这些资源和收入由官员们决定怎么花费的时候，他们倾向于把钱投入到高楼大厦、标志性建筑、基础设施和各类形象工业工程上，所以才有中国经济增长靠投资驱动，而不是靠消费驱动的情形。而如果把资产性财富还给老百姓，老百姓花钱考虑的项目和官员是迥然不同的，他们会更多考虑子女教育、养老、旅游等民生问题，会转换成对消费、对第三产业的需求。也就是说，当一个国家的主要资产和收入由政府掌握着决策权时，这必然对工业发展、基础设施和形象工程有利，重化工业会最受宠，其经济增长会是投资带动的；当一国的资源和收入主要由老百姓来决定如何花费时，他们会更偏好跟民生、跟消费有关的需求，这必然对第三产业、对轻工业最有利，这当然有利于第三产业的发展，这种经济的增长更受消费的带动。这就是中国经济和前苏联经济都偏重化工业，而美国式私有经济偏重第三产业的原因。

第二是法治和*。从这次汶川地震中我们看到，*不仅不抽象，而且还具体到老百姓的生活、老百姓的生命，涉及政府的财政开支和建设投资怎么花、往什么地方花的问题，是在政府大楼和形象工程上多花、还是在学校楼房上多花的问题。

问：对中国目前的发展，您担忧的问题是什么？

陈志武：人的本性往往是“不见棺材不落泪”，虽然形势严峻，但在现有体制还可维持的情况下，根本性的自省和革新的可能性是越来越小了。特别是今年以来，全民大众都加入到自我辩护、自我标榜的民族主义大潮中，听不进任何逆耳忠言。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要走什么样的路，旁人很难阻挡。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很多时候即使你知道会有悲剧发生，但你无能为力。一个整天对中国唱赞歌的人，对中国的进步是没有好处的，说好听的话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对中国更有价值的反倒是谈“中国崩溃论”的那些人，我们完全可以从建设性的角度来看待他们，研究一下他们所说的崩溃的方向、原因，看有什么现在可以做的，让中国避开可能的陷阱。

香港繁荣之路（1）

本文部分内容刊登于2007年6月29日《人民日报》，记者唐勇。

2007年是香港回归祖国10周年。经历了10年风雨洗礼的香港，其回归和“一国两制”的影响如何？香港今后的经济前景取决于什么？它对中国的发展有何启示？

问：2007年7月1日是香港回归祖国10周年。您认为“一国两制”实施10年来给香港经济、金融分别带来了多大影响？

陈志武：在过去10年里，虽然出现过几次挑战，但在没有出现大的持续性政治或社会危机的情况下，“一国两制”运作得基本顺利。香港独特的法治体系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