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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当时的俄罗斯还没有基金行业，也没有股票市场的运作经验，更没有配套的证券法律和法院。相比之下，中国的基金行业、股市规模、证券法律与监管架构都已有多年的发展和经验，不存在操作上的真空，基金交易和证券监管已有较强的基础，社会大众也有多年的股票和基金交易经验，因此，今天在中国做私有化基金在操作上不会有问题。

三

问：当年建立国有经济主要是基于让人民共同富裕，基于福利国家的理想。那么，现在如果将国有资产都私有化，今后国家如何为社会提供生活保障、医疗卫生、教育等服务呢？

陈志武：这中间有很多误区，甚至是误导。首先，我要强调，20世纪50年代将私有财产和私有土地进行全面国有化的时候，给老百姓有个这样的许诺：你把你的土地和财产都归公、给国家，这是你的付出，但你今后的工作、生活、医疗、养老、小孩教育都由国家包了。那是一种对称的交易。可是，过去30年的改革过程中，国家把老百姓的工作、住房、医疗、教育等责任丢回给了老百姓个人，国家基本不管了；但在另一方面，国家却没有把当年国有化过来的私人财产和土地还给老百姓。这等于是说，搞了50年的国有经济，到最后，老百姓把财产丢掉了，给了国家，但自己的生活却还是要自己负责。

“新国有化”的危险（4）

那么，在当前这些国有资产没有私有化，还掌握在国家手里的情况下，中国公民是否就真的得到很多政府福利呢？我们可看看政府在直接涉及老百姓的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福利上的开支，据财政部长谢旭人先生的介绍，2007年在这三项上的总开支约6　000亿元，相当于财政总开支的15％，为全年GDP的2�4％，分到13亿人身上，人均461元（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一年收入的3％）。而在没有国有经济的美国，去年在同样三项上的开支约为15　000亿美元，相当于联邦政府总开支的61％，为美国GDP的11�5％，分到3亿美国人身上，人均5　000美元（相当于一个普通美国人年收入的六分之一）。

不管按绝对数字算，还是按相对水平，美国政府回馈给老百姓的医疗与社会保障都远高于中国，尽管美国是十足的私有经济。按照国有化运动的初衷，国有资本应该带来更多的社会福利，我们本应该看到完全相反的情况。

许多人说，中国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所以没法跟美国以及其他市场经济国家比——这说法站不住脚。美国去年（2007年）的财政税收才占GDP的18％，而中国5�1万亿元财政收入占GDP的20％。所以，即使不算国企收入和国有资产增值，仅财政税收，中国政府的相对收入就高于美国，没有理由在民生上的开支低于美国。如果说中国没有美国富所以财政开支会有不同的考虑，那么，中国不是更应该把财政开支放在民生上吗？不是没有钱，而是有没有对财政预算过程的实质监督问题，以至于政府钱多后更倾向于在形象工程、政府办公大楼上浪费，也当然为*提供了温床。

中国的立法机构——全国人大，地方各级立法机构，还有媒体和其他监督机制，对财政预算的监督和问责很少，只有每年10月的全国“两会”的时候大家象征性地举举手，就把5万亿人民币的财政预算通过了。这些预算的逻辑到底是什么？是不是有些地方应该多花，有些方面要少花？是不是该把更多的钱从行政开支以及其他浪费性开支中转移到老百姓的福利上，提供更多的社会保障、医疗保障、教育投入？

由于开放的头些年增长来得太容易，所以，对政府权力的监督、对财政预算的监督没有实质性发展，使得国家财政的花法不明晰，弱势群体的利益在预算过程中无法得到体现。人们好像认为*只是少数人的抽象诉求。实际上，*的必要性并不抽象，是涉及纳税人的钱、人民财产怎么花、怎么分的问题。

我觉得，中国现在必须进行实质性宪政制度改革，为法治打基础，让政府承担应该担的责任，而不是让“后发劣势”继续下去。同时，也应该将土地、将国有资产分回到私人手里，让中国老百姓除了工资收入外，也能享受到土地升值、资产升值的好处，带动内需的增长，使中国经济模式发生根本性转型，降低对出口的依赖度。只有这样，才能结束目前“国家太富、老百姓太穷”的局面。

宏观调控与国进民退（1）

本篇来源：《长江》杂志，记者李翔。

舆论普遍认为，“国进民退”再次抬头，且来势汹汹。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