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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金融体系加剧了经济不平衡（1）

本篇来源：2005年8月《中国企业家》，记者岑科。

2005年7月26日，记者接到陈志武教授的电话。他说刚参加完一个主题为“中部崛起”的研讨会，会议上，来自地方政府、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人员济济一堂，对“中部崛起”战略进行了交流和探讨。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大家对区域发展战略非常热衷，比我想像中的要热衷得多。”陈志武说，“大家一窝蜂地谈政府要成立这个，干预那个，兴奋的劲头让我很吃惊。”在陈志武看来，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是权利平等和交易自由。

当他把自己的疑惑向身边的一位专家表达时，这位专家说，“你们这些搞经济的，如果不搞出点战略规划，还有什么用？”这时，陈志武才意识到，自己是“异类”。由于长期在国外工作，陈志武较少参加类似活动。当他看到有这么多的学者和官员对区域发展战略如此热衷时，很难再保持沉默。

一

问：您参加的这次会议的情况怎样？

陈志武：这是关于“中部崛起”系列研讨会的一个分会，接下来可能湖北、河南、江西、山西各省都要开，或者已经开过了。

这次去长沙以后，我感到在北京的经济学和相关的政策圈子里，大家关心的问题和视角跟省会城市里面的学者和决策层关心的问题和视角，差别是非常大的。在北京，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和政策层意识到过分的政府干预，只能是产生更多的扭曲和不平等，使区域间的经济差距进一步拉大，导致更多的资源浪费，更不用说导致更多的寻租机会和*等一些问题。但是到省一级或者地区一级的话，人们的观念在相当程度上还是跟计划经济时代差不多。多数的省会城市在思维上还是相信什么东西都要靠政府，靠政府的政策。在北京和上海这种大城市与各省会之间的观念、视角差别都这么大，这本身也表明过去这些年不同区域的经济机会和发展机会的不平等，以至于像长沙、太原、南昌这样的省会城市都没能分到一汤勺。这说明通过原来的财政部与计委系统、现在的国有银行与发改委系统确实把全国的资源集中起来作发展了，只不过这些发展集中在北京、上海等这些引人注目的地方，而不是那些数目众多的省城、区城、县城、乡镇和农村，这就是机会不平等。

在湖南的会议上，有一位官员讲了这样一个观点：“政策是最伟大的”。他举例说：没有政策怎么会有深圳？没有政策怎么会有上海浦东？没有西部大开发的政策，　西部经济崛起怎么会有希望？所以他主张国家要比照“西部办”、“东北办”的规格，成立“中部崛起”办公室，以落实优惠政策，把更多的资源向中部省份倾斜，等等。开完会后我想了很多。与会的人士一窝蜂地希望政府干预这个，干预那个，但是没有人去好好想一想，过去这么多年，在国家强大的行政干预之下，中部这些省份到底得到了什么好处？今天各个地区之间的发展不平衡是如何造成的？说到底，等到中部这些省份都得到特别照顾的时候，全国各个省市基本上都被照顾一遍或者同时都被照顾了。大家都要得到特殊待遇的话，就没有人特殊了，道理就是这样的。

问：为什么会这样？

陈志武：因为如果由中央政府通过“看得见的手”来调配资源的话，最后的结局一定是：在全国的省市之间，经济最好并且最引人注目的省市和经济最差的省市能得到更多的好处，而那些中等水平的省份什么也得不到。

国有金融体系加剧了经济不平衡（2）

道理很简单：掌握资源分配权力的官员要考虑自己的仕途。像北京、上海这些具有符号意义的城市，既是高级官员居住的地方，又是中外游客经常光顾的地方，把它们建设好、经营好，很容易让人感受到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也有利于提升政府的形象，所以这些城市不会被忽略。而把全国资源集中起来由计委调配的这种制度结构，又恰恰使超度集中发展这些标志性城市变为现实，这的确是以前的朝代所无法做到的。

另一方面，如果掌握分配权的官员把资源投放在偏远地区的话，即使那里的经济被改进了很多，也不会有多少人能感受到、看到，对掌握资源分配权力的官员来说这没有好处。只有当偏远地区的居民生活水平实在太低，影响到社会的稳定的时候，才会引起资源分配部门的重视。这就有了前些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