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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高曾在宝鼎面前立下誓言，此事他一定要完成。赵高出任少府卿后，主掌官方作坊，加大了造纸和印刷术的研发力度，同时他请来韩非的一帮弟子系统编撰韩非的法家学术，打算把韩非的法家学术推广于天下。至于《西行游记》，现在不过是这部书里的一篇文章而已。

赵高雄心勃勃，要在有生之年完成这件功在千秋的大事。宝鼎非常支持，曾在始皇帝面前提到此事。始皇帝同样支持，特意召见赵高与其详细商讨。想象一下，这部书代表了大秦“法治”思想的法家学术，代表了大秦基本国策的中央集权制，代表了中土统一的文字，代表了大秦新技术的造纸和活字印刷术，等等，这些将对大秦，对整个中土，产生何种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唐仰明白了，琴珪也明白了，对宝鼎的谋略更是佩服到了极致。

这个时候把韩非子的法家思想推广于天下，等于向整个中土宣扬大秦的“法治”，大秦的“中央集权”制，大秦统一四海的事实，同时，它对中土文化思想的统一，对中土之民认同和接受大秦律法也将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此策一出，始皇帝和以李斯为首的“集权”贵族集团会给予武烈王更多的信任，共同的政治理念会让他们不遗余力地支持武烈王。有了中枢核心的支持，再加上十万大军回镇京师，加上武烈王对北军的完全掌控，“集权”贵族集团可以向“分封”贵族集团展开全方位的攻击，“集权”大风暴将席卷整个中土。

到了那一刻，“分封”贵族集团自顾不暇，一方面要阻碍“集权”贵族集团的“攻击”，一方面要向武烈王妥协以赢得大秦“第三股”政治势力的支援，哪里还有时间和条件去反对与匈奴人的议和结盟？

“给皇帝的回信我来写。”宝鼎说道，“你们给赵高和甘罗等人写信，务必把这一计策的关键之处解说清楚。”

唐仰和琴珪连声答应。

始皇帝看到宝鼎的回信，不（禁）拍案叫好。他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宝鼎竟然在此刻掀起如此大的bō澜，此计若成，“集权”步伐当真是越来越快了。

李斯、赵亥等大臣被急召进宫，众人闻知此策，也是激动不已。他们激动的不是这个计策的本身作用，而是武烈王对“集权”的支持，假如没有武烈王的支持，韩非子的学术思想即便想推广天下也是困难重重。

甘罗和赵高随即进宫见驾。

两人尚未接到宝鼎的书信，但听到此策来自武烈王，当然是鼎力支持。两位财政大臣异口同声，力争在最短时间内拿出样本，请始皇帝审阅，然后向天下郡县发行推广。

为减少不必要的麻烦，始皇帝与几位大臣约定，在《韩非子》一书没有正式下诏推行之前，不得有丝毫泄漏。

既然武烈王拿出了逆转乾坤的计策，始皇帝当然要为实施此策铺平道路。

始皇帝急书太尉méng武、驷车庶长公子腾，询问调解情况。考虑到匈奴人已经撤军，北疆局势渐趋稳定，北军内部的这场危机急需处置，必须有人为此承担责任。另外，始皇帝在信中告诉méng武和公子腾，护军中尉张唐年事已高，自今冬病倒，至今尚未痊愈。张唐已经上奏，请辞归乡。始皇帝征询méng武和公子腾的意见，由何人继任护军中尉一职为好。

始皇帝的意思很清楚，王贲必须离开北疆，离开北军，以便在化解北军内部危机的同时最大程度地维持北军的稳定。

méng武和公子腾都没有想到始皇帝竟然如此坚定地支持武烈王，难道目前咸阳朝堂上对武烈王议和匈奴策略的一致指责没有动摇始皇帝对武烈王的信任？抑或，武烈王又向始皇帝做出了什么妥协？

王贲接受了这个事实。虽然在这场博弈中输了，但无论是始皇帝还是武烈王，都没有痛下杀手，这已经是不幸中的大幸了。

王贲上奏请罪，愿意承担北军爆发内部危机的所有责任。

始皇帝下诏，同意张唐请辞归乡，其护军中尉一职由通武侯王贲继任。免去王贲北军右副率一职，即刻回京。

虽然始皇帝在诏书中没有问责王贲，但朝堂上下都清楚，王贲在这场博弈中输了，老秦人终究还是没有夺到北军的控制权，而且损失惨重。

紧接着，始皇帝对北军统率人选做了一系列调整。

司马尚出任北军右副率，坐镇代北。辛胜出任北军左副率，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