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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个凄凉的圣诞节，礼物很少，斯巴达式的食品，男子们都不在家，街上实行灯火管制，百叶窗和窗帘都按照警察局的规定拉得紧紧的。我曾经在许多个美丽的圣诞夜漫步柏林街头。即使是在最贫困的街区，透过不拉窗帘、毫无遮挡的窗户，都可看到家家皆有烛光辉煌的圣诞树。德国人感到了今晚的不同。他们显得阴沉、压抑和悲伤。希特勒已经前往西线，不过我们被禁止提及此事。他于21日匆匆忙忙地出发，不再参加为总理府工作人员以及他的纳粹党老友们举行的传统圣诞节宴会，尽管此事早已安排就绪。今晚我去奥克斯纳家吃的圣诞节晚餐，这真是一顿美餐。在那里聚集了相当一部分人数已经大大减少的美国侨民，而且我想我们都极力想忘却战争和德国人，并按照“美好的传统的美国方式”享受飞逝着的圣诞时光。对于我们所有人而言，这种“美好的传统的生活方式”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是晚餐有火鸡和配菜，多萝西像艺术家一样做了南瓜馅饼、掼奶油和真正的咖啡，还有许多最近十分少见的优质红酒，啊，还有香槟和一棵巨大圣诞树以及一位长着金黄色头发、清澈的蓝眼睛、跳起舞来像阵风的可爱美女，明天她就要与丈夫一起出发前往芬兰前线，在伤员们四处喷溅的鲜血中工作了。

午夜时分，我因播音而必须离开。在德国广播公司，他们在一个办公室里树起了一棵巨大的圣诞树，当我到达时人们正在跳舞、喝香槟取乐。我担心这次播音毫无疑问是有些过于感伤。我不断地回想起童年时一战前舒曼·海因克（Schumann�Heink）在芝加哥演唱“安静的夜晚”时所用的腔调。“嗬嗬勋爵”（Lord　Haw�Haw），那个在这里被称为弗罗利克（Froehlich）的英国叛徒，其真实姓名是威廉·乔伊斯（William　Joyce），每天晚上会有成百万英国人在电台上听到他的声音。他和他的英国妻子也来到晚会上，但是我刻意避开了他们。后来，杰克·特雷沃（Jack　Trevor）（一名英国演员，也是叛国者并为德国人作英语广播）走进屋里，看上去喝了不少酒。我对他也无法容忍。

两小时内——凌晨5点——必须乘车出发前往汉堡和基尔（Kiel），明晚我将在那里的德国舰队作一次圣诞节播音。因为我无法在圣诞节回日内瓦，所以很高兴能够有这么一次消遣。自从战争开始后，还没有一个外国人曾经见过德国舰队。纳粹曾经答应我在“西墙防线”作一次播音，因为我们公司驻巴黎办事处在马其诺防线安排了一次播音，但是有人欺骗了我，将这个机会给了我们公司的竞争对手。作为抗议，我在晚上停止播音一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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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12月27日（1）

这真是一个不平常的圣诞节。在德国舰队待了两天时间，我是第一个得到这种机会的外国人。

圣诞节拂晓前几小时即起床，但是陆军派来的司机却因为柏林的灯火管制和浓重雾气而迷了路。我们花了两个小时才找到向导，一位来自陆军总司令部的X　中尉。他是典型的一战军官，戴着单片眼镜，被气得说不出话来。他发火是因为在瓢泼大雨中在一处黑暗的街角站了两小时，而我们的车几次经过那里。

当我们抵达汉堡后，仍然下着倾盆大雨。这个城市令我想起了利物浦。我们最终找到了码头，趟过一英尺深的积水，来到停泊战舰的地方。我花了一小时参观新型巡洋舰“海军上将希佩尔号”（Admiral　Hipper），这艘战舰系泊在一个码头上。在甲板上下都堆放着大量乱七八糟的物品，但是军官们解释说它只是在进行正常维修，每艘新型舰艇都需要这样。他们发誓说这艘军舰并非是遭敌军破坏。不知什么原因，我与这些德国海军军官们相处得非常融洽。当喝红酒吃三明治时，我提醒他们说英国海军部最近宣布英潜艇用鱼雷击中了一艘巡洋舰。德国舰长冲我眨了眨眼，示意我跟他来。我们顺着一条狭窄的梯道爬呀爬，直到我浑身大汗、喘不过气来，我的外套也撕破了5处。最后，我们爬到了指挥塔。

“看看那里，”他有些顽皮地说道。约100码以外有一艘稍小一些的巡洋舰被架在干船坞里，恰好在舰体中部，即水手们所说的舯部，被炸开了一个直径足有50英尺的大洞。这是巡洋舰“莱比锡号”（Leipzig），德国舰长告诉我一枚英国鱼雷准确地击中了“莱比锡号”，但他们很幸运地将这艘军舰开回了港口。他还说，BBC声称这艘军舰已被击沉。但是它就在那里，虽然是圣诞节，仍有一群工人聚集在舰上进行修理。在我们返回汽车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