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佚文：《鸦片大贩子叶清和》，载《近代中国烟毒写真》）

大鸦片贩子叶清和在四川制毒厂先后失败后，1931年年底又在上海法租界十三层楼附近开办了一个制毒工厂，以广东人黄彰发为负责人，聘用日本技师，复制四川运来的粗制吗啡、海洛因。1932年夏，这间工厂又迁至上海虹口的公共租界，并用叶的同乡周养元、王开炎为技师。这时，复制出来的海洛因，质量提高了，销路问题得到了解决。“其倾销地区，主要是华北、东北各省，也有部分远销西北各省。这个厂的海洛因，分为白布方包、硬纸方包、软纸方包三种。”这个制毒厂不久也被查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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吗啡、海洛因的输入与国产（3）

本世纪40年代，贵州流行吸食白面（即海洛因），白面销售日广，获利甚厚。一些“奸商在地方恶势力的庇护下，选择产烟山区僻静地点建成小型工厂，就地取材，采购便宜烟土秘密从事白面制造，然后偷运市场销售”。（谢根梅、孟慰苍：《贵州烟毒流行情况》，载《近代中国烟毒写真》）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时，在沦陷区制毒贩毒，毒化中国人民。“1938、1939年间，天津的日本北支派遣军本间部队所属宫崎部队曾勾结伪军张宝正部，以筹措粮秣军饷为由，在河北省静海县独流镇设立海洛因制造厂。日军森冈部队（水路警备队）也曾勾结伪军河防队刘勋臣部，在大城县抬头镇设厂制造毒品。”1940年宫崎部队由松井接任部队长，改称2094部队，伪军则改称大城治安军，刘勋臣改任治安军司令。刘部进驻大城县东滩、西滩、当滩和张家营四个村庄。“这四个村庄位于阡陌纵横的稻田中央，围绕村边有六米宽的水渠，东通大清河，西连子牙河。这里既有水源又可提供厂房，而且通往王口镇只有一条咽喉大道，大小汽车可畅通无阻。”刘部将这四个村划为海洛因制造厂区，在大路口设岗楼警戒，严禁外人进入。在这里，仅一年时间就建立了五个海洛因制造厂。

海洛因制造一厂，由汉奸陈昆元（时任伪蒙疆实业部嘱托）等人合股建立，计有股本500万元（伪币），厂房22间，总面积300余平方米。1940年6月投产，每月生产成品1000件左右（海洛因每件700两），可赚2500万元之巨。

海洛因制造二厂，由朝鲜浪人宋玉良等集资兴建，计有股本400万元，厂房14间，总计200余平方米，1940年7月投产，每月生产成品海洛因800件左右。

海洛因制造三厂，位于张家营村，有厂房22间，占地一亩许，由韩子秀纠合中、朝奸商、浪人集资兴建，股本有200万元。1940年9月开工生产，每月生产500件左右。

海洛因制造四厂，位于西滩里村街中心，计有厂房15间，占地约半亩，股本200万元，股东以张克栋为首，纠合中、朝籍人组成。1940年12月开工生产，每月生产海洛因300件。

海洛因制造五厂，位于张家营村北首一所民房里，有厂房18间，面积约一亩。股东都是烟毒大客，初期股本150万元，开工后增至200万元，1941年7月开工生产，每月生产三五百件海洛因成品。

上述五个海洛因制造厂受到伪军以及日本2904部队的庇护和支持，大肆生产、销售海洛因。五个厂每月共约生产3000件，210万两海洛因，其所造成的毒害之大自不待言了。（参见王龙：《日军包庇下天津制毒内幕》，载《近代中国烟毒写真》）

受到制造海洛因、吗啡技术的启发，在一些地方也采用类似的工具生产梭梭烟等土产毒品。

民国初年，安徽亳县制毒贩毒情形十分严重，尤以当时民团、商团团长蒋逊之为突出。蒋氏是亳县八大家族之一，掌握地方武装，又兼任商会会长。“他不但大量种植鸦片，而且还在家里制造红丸、白丸，倾销河南各地。这种丸子，形似豌豆大小，里面除了鸦片，还含有大量葡萄糖，有很强粘性，可以直接吸食。大烟还要通过煮烧等加工手续，红、白丸使用起来简便得多。”（张荫庭：《鸦片在亳县的流行和危害》，载《近代中国烟毒写真》）

在西康省雅安，制造吗啡是因偶然事件引起的。当时，烟商收购了大量鸦片，天有不测风雨，一场大雨将其全部淋湿。为了减少损失，烟商从成都聘请技师以湿鸦片制吗啡。大量的吗啡上市后，深受瘾君子欢迎。“继吗啡之后，各种毒品也相继上市了，如梭梭、红丸、快中快、手里酥等，这些东西的毒性要比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