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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我诈，逃避盘剥”，“商商斗争，故弄玄虚”，“以小利收买大烟馆”等经营窍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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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土大王（6）

从以上三个烟土大王的简介中，我们可以看出烟土商大都与官僚、军阀、帝国主义国家、黑社会相勾结，寻找后台；经营鸦片烟土，富于冒险，无所不用其极。正因如此，他们都获得了丰厚的暴利。他们的发家史，典型地说明了鸦片在中国泛滥的社会背景：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官僚的庇护。

综上所述，鸦片烟土商之经营烟土业，勾结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和各级官僚、土匪、帮会，想方设法，欺人骗钱；他们四处奔走、贩运，惟利是图，使烟土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在全国泛滥成灾。近代中国，在政治上已沉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而英帝国主义所贩运而来的烟毒，加上烟商的拚命贩运，使中国又成为烟毒的世界。苦难深重的中国人，又遭受着烟毒的折磨。烟毒，不仅给吸食者造成了伤害，即使是对大多数烟贩而言，也造成了严重的伤害。在四川宜宾，有所谓烟贩“四客变化”的说法，反映了多数烟贩的必然结果和命运。这四客变化是：贩烟者初来宜宾是“烟客”；赚了钱，少不了要过豪华腐化的生活，去到赌场时，就变成了“赌客”；再逛逛妓院，就是“嫖客”；等到钱输光、花光，就只能当“棒客”（以盗劫为生）了。

挑膏店（1）

挑膏店，又叫熟膏店、零剪店等，是专门熬制烟膏，零售给烟馆及吸食者的店铺。铺中往往设有烟灯、烟枪，供吸食者使用。

熬制烟膏，是一门技术性较强的手艺，最早是从海外传入的，广东人得风气之先，首先学会了熬制，慢慢传入浙江、福建及其他地方。

正因为广东人首先学会了熬制烟膏的本领，他们的手艺最高，所熬之膏深受欢迎。在清末民初，上海的烟膏店主要集中于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内，主要是由广东人即广州帮和潮州帮开设的。最著名的有广诚信、广诚发、广诚昌、广福和、广维新、赵南来等数十家，均属广帮；林恒丰等数十家则为潮州帮。广帮烟膏以香味浓厚为上，更有所谓不知年代的陈膏、宿膏。广帮之烟膏价格昂贵，在清末每钱一百三十文至一百六十文之间，每大洋一元只能购得一两烟膏，有时只能购得七八钱。虽然如此昂贵，还是深受瘾君子的欢迎，因为“老吸烟者，非此不得过瘾也。如吸别帮之烟，每过瘾须五钱者，吸广烟只须一二钱，盖大土力厚之故”。另外，广帮烟灰也可以换烟，“每灰一两换烟四钱”。

在全国其他地区，土膏店也很多，如毗邻上海市的衰败不堪的上海县城，也有土膏店二家：一公记，在本城；一晋记，在亭林城厢。

在山东济宁，土膏店有董其盛开设的“盛华”，袁鸣皋、李幼石开设的“鸣石”，曹安卿经营的“寿康”，满隶园掌柜的“洪园”，刘海亭经理的“新新”等多家。

在安徽安庆，民国年间也有多家土膏店，有王烈侯、王少侯在同安门外开设的土膏店，有李连旺在大南门沿河街开设的土膏店，有王宏发在同安门开设的土膏店，有杨贤文先后在沟儿口、西门正街、韦家巷开设的土膏店，这些土膏店时开时歇，经常有八家左右。

在浙江温州，土膏店又叫“大土馆”或“大土宕”，折兑与门零皆营。其烟土主要购自大土行，熬成烟膏后除卖给烟馆外，还开灯供人吸食。这些土膏店家家门首高悬“公班水笼，大土折兑”或“烧焙大土，塘原煎”等招牌，极言其质量好，煎法考究。主要土膏店有：南大门车桥头的马武元，虞师里的王岩明，谢池巷的银翠，城西街的潘昆，水井佛前的伍老大，麻行僧街的凌子耀，东门外的公释友，大同巷的阿有，西门的王怡生、同春、醉乐轩，文书巷的五云阁，府前街的留香阁等多家。

甘肃在清末即有官膏局，光绪三十四年（1908）以后，全省各地都先后设立。官膏局负责征收烟税，收购鸦片，零售生熟烟膏。天水的官膏局曾贴出告示，大唱禁烟高调，而自身却大卖烟膏。这种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作法，十分荒唐，使人反感。一天，有人在官膏局的门上贴了一幅对联，很有讽刺性，也很有见地。对联曰：“民食官膏（鸦片），官食民膏，上下交征，危矣；男穿女衣，女穿男衣，阴阳错乱，怪哉！”

以上所举，仅仅是南北几省的一些例子，要之，从中可以看出全国各地都有贩烟膏的店铺。随着各地店铺的广泛设立，熬制烟膏的技术也广泛传播，其方法虽然大同小异，但各有小技巧，得以成名。烟土的熬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