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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你身为中央常委,却派兵查抄省党部,试问,你又把党纪国法置于何地?不过,现在我还不说什么,我还要再看看,一旦腾出手来,我就会飞往西安,到那时,不是简单地要同你张学良算这个旧帐,而是要彻底解决整个西北的问题,你小子再不给我老实点,到时别怪我蒋某人不留情面……
不过,说到这里,有一点,似乎还应作点交代,这便是前面提到的邵力子,有人也许会问,他不是认为宋黎等人是共产党,逮捕他们没有错吗?怎么事后在向蒋介石报告时又说了公道话,客观上起到了保护张学良的作用,这不是有些矛盾吗?实际是不矛盾的,邵是国民党要员,与蒋介石有较深的历史关系,让他在那时反对蒋介石的命令,站出来保护宋黎,显然是不现实的,他能在报告里采取比较客观的态度,并为张学良开脱,这已是很难得了。其实,邵力子是有进步倾向的,随后不久还发生过这么一件事,那是1937年,他已调离陕西,到南京出任国民党的宣传部长了。上任不久,就遇到许广平自上海送《鲁迅全集》书稿请中宣部审查。邵与他的秘书对此事都很支持,对书稿没有详细去看,只随便浏览一下目录,当即批准出版。许广平和《鲁迅全集》的编委们都很高兴。可是邵力子却因此遭到非议,南京的一些顽固分子讽刺他不是中宣部长,而是“鲁迅宣传部长”。邵力子让秘书公开回答:他极愿意任鲁迅宣传部长,只要把派令送来,他一定乐于接受,并保证兼职不兼薪……弄得顽固分子哭笑不得。⑦
“艳晚”事件后,特务分子的嚣张气焰有所收敛,张学良和杨虎城是不是松了口气,认为就平安无事了呢?那也不是。他们并不轻松,因为他们都知道,委员长虽然来了个“高姿态”,可问题并未解决,蒋介石既然有了关于他们联共抗日的口实,那就决不会轻饶他们。他们和国民党最高当局的裂痕更为加深,他们的联共抗日政策与蒋介石的反共方针是不可调和的,而且随着形势的发展,这一矛盾越发明朗而尖锐化了,从而揭开了西安事变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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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 西安事变史领导小组:《西安事变简史》,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12月出版。
③ 汪锋:《争取十七路军联合抗日的谈判经过》,载《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12月出版。
④ 熊汉生口述,韩进林整理:《杨虎城将军轶事二则》,《百花》1987年第7期。
⑤ 白竟凡:《西安事变前的〈活路〉》,学术会议论文,未刊稿。
⑥ 宋黎:《艳晚事件》,载《在同张学良相处的日子里》,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出版。
⑦ 引自《文摘报》有关资料
张学良传……山雨欲来风满楼
山雨欲来风满楼
过了一段时间,为缓和西安与南京的紧张关系,张学良电请东北元老莫德惠去向蒋陈述情况,进行疏通。莫答应了,但提出请张派一随行秘书。张当时指派一名叫吴家兴(现名吴一凡)的总部第二厅的上尉科员同去。那时吴只有二十多岁,是个初出茅庐的青年军官,众皆惊异,认为他太年轻了。但张学良认为“莫老这个人是一个好人,但就是软些,遇事优柔寡断,拿不定主意。而让这个年轻人去,就是为了遇事时能帮他拿些主义”①
但那时见蒋谈何容易!他不仅位高权重,门禁森严,而且还常常四出督战,行踪不定。莫、吴二人为此跑了半个多月,又在杭州等了十多天,才“终于得到蒋的通知,约莫翌日到天竺别墅相见”。关于这次见蒋的情况,吴一凡有如下记载:
在杭州受到国民党市长周象贤的接待。我们住在西湖的西泠饭店,等候蒋的召见。莫德惠和我利用这些日子,饱览西湖风景,还由杭州市政府招待到浙江省海宁县观览了一次钱塘潮。在等待召见期间,莫和我几次提到:“我年老了,血压又高,实不应承担这次旅途劳顿的任务,惟念汉卿是先大帅的长公子,不能不挺身而出,以报先大帅的知遇之恩。”谈到这里时,莫总是眼里闪着泪花,流露出缅怀张作霖真挚感情。
过了十余日,终于得到蒋的通知,约莫翌日到天竺相见。届时莫一个人去了,我留在饭店候信。莫早晨去的,下午归来,见我时面带愁容地说:“我和蒋先生讲了许多关于张如何忠于委座,以及不得已不搜查陕西省党部的苦衷,并请委座予以教诲”等语,而蒋则始终不大吭声,只是不时‘哼……哼’地颔首点头,既未表示出愤怒之色,也毫无表示谅解之意。最后只说了一句:‘张副司令教训教训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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