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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种间并不存在清晰明朗的界限。研究哪种人种最纯粹、最优越，就像研制永动机一样，是毫无意义的工作。因此，现在的自然人类学，已经不再将精力浪费在人种的划分上，人种的生物学意义已经慢慢被人们淡化。

但是，“人种”作为一个词汇频繁出现，却是任何人都不能否定的现实。有社会学家曾经感慨，在研究社会学时，如果不把人的主观状况考虑进去，对于社会学本身而言，这实在是一大缺陷，如果不能给人的主观状况进行定义，对社会学进行定义的任何努力都不能说完美无缺。

“人种”的概念开始在社会学中复苏。社会学家强调，他们眼中的人种，不存在生物学上的意义，即他们并没有用人的生理特征来划分人种。社会由人构成，虽然构建起社会的人大多都素不相识，既不知道对方的姓名，也不了解对方的个性，但他们却存在着某种意识上的共通性，并因这种共通性意识到自己是这个社会的一分子，意识到在自己身处的社会之外，还有截然不同的社会。

不同社会的人，其共通性的表现也大不相同。社会学中的人种，比曾经现身于生物学中的人种抽象得多，后者尚有摸得着、看得见的标准进行考量，比如头骨的形状、皮肤的颜色，前者必须对不同类型社会中的人进行大量分析，才能隐约找到划分的感觉。

当然，即使在社会学内部，对社会学意义上人种概念的提出和频繁使用，也还存在不满的声音。有学者认为，社会学家们正在滥用人种的概念，很多人想都不想就写出了“人种”一词，这实在不是一个科学家应有的治学态度。糊里糊涂地研究“人种”、使用“人种”，就像一个人在分不清哺乳动物和鸟类的时候，拼命在蝙蝠身上找寻鸟的特征一样，无疑会将许多宝贵的精力浪费到没有价值的工作中去，也容易造成学科的混乱。

此外，既然“人种”的划分不具有自然的意味，即某种人种不是自发形成的集体，那就势必要进一步追问，这种集体是如何形成的，让他们凝结成一个集体的共通性从何而来，让他们与其他集体界限分明的相异性又从何而来。人种形成的过程、理由、条件都应该被仔细研究。

对于在社会学中提出“人种”的概念，这些社会学家并不反对，他们只是强调，如果要将“人种”引入社会学，必须谨慎小心。进入社会学的“人种”，不再是个普通的概念，它必须足够严密，对得起它“科学”的称号。

分析日本人的人种也是一样，当然，这里的人种并不针对日本人的生理特性而言，而是着重强调他们共通意识，即揭示“日本人”共有的人性特点。譬如中国人、韩国人、日本人很难从模样长相上区别开来，但这三个国家的人，却是不同的人种。

说起人种，就免不了涉及对人种的研究方法，西方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都坚持人种主义的观点。“人种主义”一词对大多数人来讲还颇为陌生，它最早出现在上个世纪40年代，为美国学者所创，这一词汇一开始就有着几分“宣告某些种族天生劣势”和“宣告某优秀种族有权裁定其他种族”的意味，不是一个可爱的词汇。在它诞生后最初的10几年里，遗传决定人种的说法流行一时，尽管社会学家们在最初引用“人种”这一概念时，反复强调它和生物学上的“人种”不同，但他们还是不可避免地将它和人的生理特性联系起来。

秉承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人的文化、心理特点也会像生理特征一样由遗传决定，它们驻扎在人脑中，随着人脑的进化而进化，所谓人种主义，就是“主张人的行动是由稳定的遗传决定的主义”。譬如之所以说非洲人是“劣等人种”，是因为他们祖祖辈辈都野蛮、幼稚、没有自制力，他们的这些特点是从他们祖先那里继承来的，是先天的、无可救药。

类似“非洲人劣等说”的观点，在今天毫无疑问会被斥为荒谬，除了顽固的种族主义者外，绝少有人当真。但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它却是部分社会学家坚信不疑的观点。而在数百年前，人种主义尚未现身之际，英国的殖民主义者就已经大肆宣扬类似的说辞了，这种说辞也在数百年里被无数次地批判，并被证明荒谬不经。可科学家们还是颇为认真地将其提出，可见其的影响力之大，它是一种学术观点，同时也是人某种微妙而阴暗的思想感情。

人种主义强调人种差异，日本人对自己和其他国家人的“人种差异”感觉强烈，日本人早就习惯将日本文化和日本人种混为一谈。他们固执地认为，是日本人就会具备一种外国人所没有的特质，日本人可以轻易理解日本人的心情，外国人无论如何都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