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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2日，周恩来在全国各地来京群众代表大会上明确指出：有些单位不能采取夺权的形式，如军队、战备工作部门等。

1月25日，周恩来接见财贸系统的造反派代表。周恩来重申：你们夺权只能夺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对于业务主要是监督权。不能把“长”字号的领导干部都排斥，要留一些“长”字号的，保证业务畅通。

有代表提出：要夺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印章和牌子。

周恩来火了，批评说：你们怎么对印这么关心？你们以为有印我就能批准你们吗？你们夺了牌子有什么用？牌子可以当柴烧。你们怎么把夺权看得这么简单呢？

要抓政治嘛。夺权是件严肃的事情。你们可能说，我在这个问题上与中央文革小组的口径不一致，你们不能要求一切都一致。你们给我贴大字报没有关系，我不会计较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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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谋家成了“胜利者”（5）

1月26日，周恩来接见工交口各单位造反派代表，说：夺权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个前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总要有最高领导，总要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嘛！

周恩来又批评造反派把部长们揪来揪去，说：余秋里进行了6次检讨，心脏病发了，至今还没恢复，你们总要有一点阶级感情嘛！余秋里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

大庆油田建设他有功；这两年计划，他把三线建设抓出来了，这些成绩都是大家有目共睹的。我们需要他，党中央需要他。这不是为余秋里辩护，他是经过长期的考验，是从“红小鬼”上来的，他身上的伤疤就是证明，他不是全靠吃老本的那种人。我说过，余秋里是部长级里的标兵。主席讲过几次，余秋里要保。

一个造反派代表从下面递上一张条子问周恩来：中央保余秋里，还能不能夺权？

周恩来说：这是两回事。哪一个机关都不会是百分之百的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现在是连锁反应。不能把所有当权派都看成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执行资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你们想一想，如果全国的党政领导机关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哪还有一小撮？还有什么区别对待？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讲不过去嘛！

毛泽东的预言失灵。

号召夺权后，毛泽东曾说过：今年2、3、4月看出眉目，明年这个时候看出结果，或者更长一点时间。

毛泽东说的“看出眉目”，就是设想在1967年2、3、4月间建立各省、市、自治区的革命委员会。

当时，毛泽东预计在1967年底可以结束“文化大革命”。

然而，夺权后的局面并没有按照毛泽东的预计和设想发展。由于造反派之间在夺权过程中争权夺利，派性急剧发展，“大联合”、“三结合”迟迟实现不了。实际上，到1967年底，全国才成立了9个省、市、自治区的革命委员会。

夺权后，非但没有迅速实现“大联合”、“三结合”，而且社会秩序更加趋于混乱。

对周恩来来说，他忧心的首先是国家的经济工作怎么办？

一年之计在于春。对于中国这个农业国来说尤为如此。

夺权后首先面临的经济工作就是广大农村的春耕春播。而当时全国绝大多数的省、地、县被夺权后，处于领导干部被打倒，“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成立不起来，工作无人抓的状态。那些掌权后的造反派不熟悉经济工作，也不顾经济工作。

工业、交通等经济领域也是如此。

怎么办？

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周恩来下令对一些局势混乱的部委和省、市、自治区及重要的企事业单位由军队来实行军事管制。人民解放军是当时全国唯一保持组织系统并具有强大战斗力的重要的力量。

1月25日，针对民航系统的混乱，周恩来嘱秘书告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应以国务院、中央军委的名义起草命令，宣布由军队接管民航系统（包括整个民航系统所有机场、港站）。接管后，业务工作仍由原领导班子来掌管。1月26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民用航空系统由军队接管的命令》。

2月18日，周恩来在接见财贸口司局长以上干部时说：如果造反派在夺权中把监督业务变成管理业务，争论不休，中央就要考虑采取别的办法。

这是周恩来对造反派的警告。“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