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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1981年的4月间，纽约的大都会美术馆（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刚建成一座仿造苏州网师园的明轩（Astor　Court），一切就绪，只等几个星期后向外开放。那年我还在普林斯顿大学工作，尚未搬至康州来。当时普大的师生们正在热心研究明代小说《*》，对书中所录许多明代小曲尤感兴趣。于是服务于该美术馆的普大校友何慕文（Marwell　K。　Hearn）就计划为我们在明轩里举行一次曲会，并请著名昆曲大师张充和为大家唱曲，由纽约的陈安娜女士（即后来的纽约海外昆曲社创办人之一）吹笛。当天充和用昆曲的唱法为我们演唱《*》曲子，包括《双令江儿水》、《朝元令》、《梁州新郎》（摘自《琵琶记》）、《罗江怨》（俗名《四梦八空》）、《山坡羊》（即小尼姑《山坡羊》）等曲。从头到尾，充和的演唱深得昆曲优美的精髓，令在场诸人个个绝倒。有关此情此景，我曾以《在美国听明朝时代曲》为题写一文在1981年8月号《明报月刊》上发表。

次年秋天，我转到耶鲁大学任教，并与充和的丈夫傅汉思（Hans　H。　Frankel，德裔美国汉学家）教授同在东亚语文学系里共事（傅汉思教授于2003年8月辞世）。充和与耶鲁大学的关系也一直十分密切，2006年耶鲁东亚图书馆重修，自然请充和为该馆题字以为纪念。多年来，充和在耶鲁的艺术系教书法，课外兼教昆曲。我一直希望能抽空向充和习练昆曲，只可惜总因工作太忙而屡屡作罢。还记得1980年代后期，我的博士生王瑷玲正式向充和拜师学昆曲，开始会唱《牡丹亭》里的“游园”曲子，就曾令我一度非常羡慕。直到今日，王瑷玲女士（现任台湾“中央研究院”文哲所副所长）还经常对我说，她当年等于是“代替”我向充和学习了昆曲。

然而，未能向充和学习那素有“百戏之祖”雅称的昆曲，一直都是我心中的遗憾。

对我来说，昆曲最大的魅力乃在于它所代表的传统文人文化。或许只有像充和那样精于昆曲和书法，并彻底经过传统文化熏陶的人，才能真正了解昆曲的意境。最近，在一篇访问记中，作家白先勇就曾说道：“我一直觉得书法　与昆曲是一个文化符号。昆曲的水袖动作都是线条的美，跟书法的线条要有机地合起来。”（见李怀宇访问白先勇的文章：《白先勇：我相信昆曲有复活的机会》，《时代周报》创刊号，2008年11月18日）

不用说，以书法和昆曲著称的张充和女士最能了解昆曲的这种特殊魅力。但我也经常在想：过去到底有哪些“文化曲人”引导充和走过那底蕴深厚的昆曲艺术旅程？究竟要有什么样的文化修养和训练才能充分表现出昆曲的艺术本质？在今日后现代的世界里，我们还有可能继承并传达那种富有文人气质的昆曲艺术吗？

前不久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充和让我翻看她多年来存藏的《曲人鸿爪》三大集，终于使我瞥见了半个多世纪以来所谓“文化曲人”的精神世界。在她的《曲人鸿爪》书画册里，她收集了无数个“曲人”给她的书画，其中包括曲学大师吴梅、王季烈等人的书法，画家兼曲人张榖年、吴子深等人的作品，还有来自各方曲友的题咏。最难得的是，不论充和走到世界的哪个角落，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她都不忘将那《曲人鸿爪》的册子随身携带，备加珍藏。正如她所说：“抗战那些年，这个册子一直跟着我，一直跟到现在。”这是因为，只要有可能，她都要“抓住”每个机会让她的曲人知遇在册子里留下亲笔题赠的书迹画痕。因此，《曲人鸿爪》实际上是半个多世纪以来一部难得的曲人书画见证录。

《曲人鸿爪》中的书画精妙，曲文脍炙人口，实令我百看不厌，爱不释手，因也令我深受感动——尤其是，有些收在《曲人鸿爪》里的书画已经沉睡了七十多年之久！不久前，我的耶鲁同事苏炜先生曾在他的一篇散文里提到了充和这部难得的《曲人鸿爪》，但我认为我们有必要让广大的读者也分享这些珍贵的历史文物，因而我主动向充和建议，希望她能尽快把这些书画付梓出版。重要的是，《曲人鸿爪》收藏了1937年至1991年一段十分漫长的曲人心声。我想通过充和的口述来填补上世纪以来“曲史”的一些空白，所以才有编写此书的构想。

同时，我能利用这个大好机会多向充和学习，更是求之不得的乐事。让一位九十七岁的杰出书法家兼昆曲家领着再次走过那段已经消逝的时光，去捕捉一些戏梦人生的片断，去追寻那个已逐渐失去的文人传统，确实是一件动人幽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