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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析文学的书中读到过这样的话了——爱、生、死乃是文学的“三大永恒主题”。其所言之爱，自然是男女之爱。而所言生、死，大约是指命运面临的严峻抉择。

于今想来，文学的所谓“永恒主题”，当不仅是爱、生、死吧？当还有别的主题也称得上“永恒”的吧？比如人性原则和人道精神，比如平等观念，和平思想……

但我认为，爱在文学中的位置，确乎的近于水分。它使文学，确乎的只有它才使文学有时呈现“水灵灵”的状态。另外诸“主题”，或使文学显得庄严；或使文学显得崇高；或使文学显得深刻、厚重与恢宏；却都不及“爱”那么能使文学显得缠绵悱恻。

谈论此点，回顾一下1949年以后的中国文学的面貌，以及那面貌的变化是必要的。

从1949年到1966年“文革”前，国史上曰“十七年”。这17年中，出版了几十部“国产”长篇小说。较著名的，也就十几部。我当年读过的如下：

《红岩》、《红日》、《红旗谱》、《创业史》，当年称“三红一创”，还有《暴风骤雨》、《林海雪原》、《青春之歌》、《战斗的青春》、《野火春风斗古城》、《平原枪声》、《铁道游击队》、《吕梁英雄》、《山乡巨变》、《艳阳天》、《上海的早晨》、《雁飞塞北》、《苦菜花》……或许还读过几部，记不清了。哦，还有当年两位蒙族作家写的《草原烽火》和《科尔沁草原》，还读过一部属于少年儿童题材的长篇小说《强盗的女儿》。那也许是唯一的一部少年儿童题材的长篇小说。

以上作品中，皆有爱情章节。

但爱情只是一种成分。

如果所反映的是革命斗争年代的内容，那么爱情是革命斗争所加的成分；如果时代背景是解放后，那么爱情是思想斗争及所谓路线斗争所加的成分。古今中外，无论怎样的一部长篇小说，倘完全摈除了爱情成分，那是很不可想象的。文学是人学。文学中的人物不曾爱或被爱，那是多么不可思议？连阿Q还暗恋过吴妈呢！

我要说的其实是这样一种情况——17年中，中国未出版过一部“纯粹”的长篇爱情小说，即以写爱情为主的长篇小说。也就是说，真正算得上爱情小说的长篇，在17年中是绝对缺席的。

当然，以上长篇中，某几部关于爱情的描写也是相当有水平的，更有几部给我留下很深印象。即使在今天重新以特别文学的眼光去看，在情节、细节、典型性格典型语言方面，也是精彩的。比如《红旗谱》及其下部《播火记》。

哦！我刚才忘了一部，它叫《三家巷》。它在当年，颇有点爱情长篇的意味。

若非说在17年中也有很“纯粹”的爱情作品，那么也只在民间传说、神话故事中。它们中有的拍成了电影，比如《画中人》、《马兰花》、《阿诗玛》、《摩雅泰》、《刘三姐》。

据我所知，因为周恩来总理关注到了爱情题材在革命文艺中的缺席现象，才有了那些电影的出现。

爱情在长篇小说中既已不能以“题材”的名义独立存在，那么在短篇中是否便被允许获“通行”了呢？

短篇中也几乎没有。

我当年读过一篇发表在《收获》上的短篇《悬崖》，内容似乎是写一名年轻的“机关同志”对自己处长的妻子动了那么点儿“爱”的心思，后经深刻反省，自行剪断情丝。篇名既曰《悬崖》，主题当然落在“勒马”上。在我记忆中，似乎是忘年交邓友梅17年中写的。

“悬崖勒马”那么写也是不行的。

不久我在某些文学刊物上就读到了大块的批判文章。

忘年交陆文长当年也写过一篇《小巷深处》，内容是一名解放后被“改造成新人”了的妓女，虽然已成“新人”却没能重新获得爱和被爱的权力，小说对“她”极为同情。

一经发表，亦即遭批判。

短篇如此，诗歌不然么？

诗啊，和爱情关系多么密切的文体呀！

也没有过什么纯粹的爱情诗。

著名于当年的诗人郭小川，写过一首《雪花飘飘的夜晚》，似乎试图突破禁区。发表不久，同样受到批判。而它一直被诗界私下里公认为诗人写得极好的一首诗。

还有一位诗人叫闻捷，就是在“文革”中遭审查时，与女作家戴厚英相爱过的那位诗人，一位很有才华的诗人。那一段被“禁止”的爱以他的自杀告终，在戴厚英心灵上也留下了极深的伤痕。

闻捷的诗中是很有几首大胆地咏叹爱